從隱忍到有為變被動為主動   
    習李外交必更自信
   
    外交篇
   
    中共十八大報告，涉及外交的部分并不多，但是寥寥數語中，卻透露出中國外交的變與不變。特別是和胡錦濤執政第一個五年的十七大報告相比，十八大報告有很多可圈可點的新意。十八大后，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取向、應對方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新的中國領導層會如何決定未來的外交走向？國際社會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為此，本報特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張智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宋國友等多位國際問題專家，就中共新領導層確立后的外交戰略進行了深度剖析。香港商報記者顧安安
   
    中美新定位：「新型大國關系」
   
    香港商報：十八大的報告中關於外交的表述：「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系，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亮點顯然在「新型大國關系」。您如何理解「新型大國關系」？鄭永年：中國改革以來的外交政策，可以說一直是以美國為軸心的。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外交必然圍繞著其它大國，大國外交成為重中之重不難理解。這一點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已經開始，當時中國和美國結成「聯盟」來應付蘇聯的擴張主義。毛澤東之后，這種政策更趨明顯。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永不當頭」等政策話語是針對美國的。鄧小平之后，針對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中國發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等政策話語。最近還專門就中美關系，中國提出了要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對美政策意向。但是，新型大國關系目前仍是一個口號，還沒用實質性內容，需要大家共同去充實，通過怎樣的方式來提高戰略互信仍是大家所期待的。我想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放下身段，通過談判和對話來解決國際問題，因為作為經濟大國，心胸必須開闊。張智新：十八大報告中關於新型大國關系的描述，應該是與之前的表態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主要體現在以合作、夥伴、交流，來替代過去的硬實力較量。呼吁歐美，特別是美國要徹底擯弃以往殘餘的冷戰思維，尤其要放弃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甚至不同文明之間的差异。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要以文明的對話，以一種平等夥伴交流合作的態度共同應對全球和地區的重大問題和挑戰。同時，我認為新型大國關系的提法，是對目前國際輿論所謂「G2」或者「中美國」說法的間接回應。新型大國關系不再像以往美蘇式的全球共治的關系，而是大國間對話交流，合作溝通，同時大國又主動地跟國際格局中其他多極力量，共同通過雙邊或多邊外交，以戰略對話的方式，而不是以武力威脅的方式，來處理當今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宋國友：新型大國關系就是要走出一條不同以往的崛起大國和現狀大國競爭、冲突甚至戰爭的舊有的互動模式，代之以和平共處、互利互惠、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關系，但目前來看，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和外延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和充實。
   
    新表述尚缺實質
    美對中方示好謹慎接受
   
    香港商報：那麼外界特別是美國，是如何理解中方對於大國關系的描述？鄭永年：現在，「重返亞洲」表明美國的中國政策的現實主義性質。尽管美國人說，其「重返亞洲」的目標是亞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圍堵」中國，而是要「威懾」中國，防止中國破壞亞洲的現存秩序，但實際上很清楚，美國是出於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很清楚，中國如何反應，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戰爭。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針對與美國的關系所發展出來的種種政策話語，就是為了避免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意思，就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系的「鐵律」。中國領導層一直重复中國并不相信這種陷阱。但是，現實地說，要避免戰爭，光有主觀上的政策話語并不足夠，而是要找到確實的方法來避免陷入這個陷阱。從現實的情况看，僅有一些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策話語，并不具備任何能夠實現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張智新：以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其核心靈魂是所謂「巧實力外交」，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意識形態的一種超越，雖然奧巴馬也有諸如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外交為內政服務的民主黨外交政策的慣性，但是總的來說，巧實力外交哲學在一定程度上跟我們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是有某種契合之處的。尽管美國一直在倡導人權保護或宣揚美國價值觀，但是已經出現了多元主義的傾向，或者以外交代替軍事，以外交代替硬實力對抗的傾向。至於歐盟的外交政策，我認為其對文明、意識形態和對制度的強調甚至比美國還要過一點，但歐盟內部聲音不完全一致，所以歐盟幾個大國如法國、英國、德國等，對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仍持一種謹慎的接受態度。宋國友：對於中方提出的「新興大國關系」美國持一種贊成態度，不過他們并沒有用這個詞，這就像當年美國提出「G2」概念，中國也沒有接受一樣。但是，尽管表述不同，但內容還是一致的，按照他們的解釋，他們樂見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繁榮。
   
    中國外交將轉應對為主動
   
    香港商報：十八大后，外交政策的目標、取向、應對方式會如何發生變化？張智新：我相信習李時代，中國會以更加負責任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這方面會有所突破。原因在於，一是要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角色期待，二是要回應由來已久的「中國威脅論」，三是自身發展的需要。十八大提出要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因此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大國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也是適應總的發展目標的調整需要。所以未來十年，習李在外交上會有所作為，比如更加積極主動地承擔國際責任；在應對地區熱點、地區冲突等前沿問題上，更加積極主動地與大國尋求對話與合作，積極進行安全管控；在應對經濟危機、環保議題上，中國會積極主動地尋求新機制的建立，新框架的促成等等，這些在未來十年都是一個努力的方向。鄭永年：對中國來說，未來的外交政策會從被動走向主動，這也是外界所希望的，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也就是在國際事務中不要那麼被動，一味以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也不能我行我素。
   
    「韜光養晦」依然適用
   
    香港商報：中國奉行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方針未來是否還適用？張智新：個人認為，十八大對我們發展階段的判斷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中國發展地位和總體實力的判斷也沒有變化，根據這個總體精神，新一代領導人不會完全放弃或突破「韜光養晦」這個戰略方針，韜光養晦依然會是未來十年的前提。中國目前發展的定位依然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不是已經完成。即便進入小康社會，中國的總體實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跟歐美甚至跟日韓都還有很大距離。目前看來，不管習李還是胡溫，對中國發展的總體判斷都是一致的，所以「韜光養晦」不太可能被拋弃或突破。宋國友：從大國責任論角度看，中國未來應更加有所作為，不能再慢慢「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上會更加積極進取，從被動應對型轉向積極塑造型，這可能是中國外交未來的重要變化和取向。不過，外交更加主動，并不是要放弃韜光養晦，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更加重視有所作為。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其實十八大報告中也有提出，「要紮實推進公共和人文外交，維護我國海外合法權益」，我理解這個意思就是中國要在維護利益方面更加有所作為。在目前情况下，維護利益更多表現在保障海外人員的人身安全，以及中國企業的海外利益維護。
   
    制衡與合作中美關系延續現有格局
   
    香港商報：如何重新思考中美關系？鄭永年：中國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在亞太地區和美國競爭為了什麼？有幾點很清楚，第一，中國是亞洲國家，只要中國在發展，其影響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國或者一些亞洲國家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調整政策來適應這個新環境。中國政府如果政策得當，影響力擴大會快一些。第二，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仍然會繼續，但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影響力會逐漸減少。美國政府如果政策得當，影響力衰落會慢一些。第三，中國并無意願把美國趕出亞太地區。尽管中國的影響力在提高，但并沒有能力獨家來履行國際甚至是區域責任。美國的存在合乎中國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間還是巨大的。我認為，中美關系還將延續「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的格局。尽管大家都對新一屆政府期望很高，但到頭來也不會發生大的改變。無論哪一代領導人都會從國家利益出發有效處理外交事務。宋國友：中美關系在未來五到十年會越來越趨向於一種平等、對稱的格局變化。面對中國的日益強大，美國一方面會采取種種手段，比如重回亞洲等制衡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美國會更加謀求同中國的戰略合作。所以未來制衡與合作是美國對話關系的主軸。張智新：習近平的頭五年和奧巴馬的第二任期這樣一個重疊，中美關系利好因素較多：第一，支撐奧巴馬連任的重要因素在於其在外交上的可圈可點，也即他利用巧實力外交，用多邊主義傾向同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打交道，構建一些新的合作框架，這是他贏得本國支持的重要砝碼，他應該不會拋弃這張牌，應該會繼續主動尋求同中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第二，從習李來說，還是會繼續尋求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來實現國內政治目標，所以頭五年一定會繼續改善中美大國關系；第三，若從一些細節因素看，從習近平的履職背景來看，他是對美國的了解相對全面的領導人，其與美國政商界的私交較前任領導者更廣泛和深入。從這三點看，中美關系未來五年會在現有框架中更加趨向成熟穩固。
   
    不惹事不怕事可以軟可以硬
   
    香港商報：牽涉民族情緒的領土問題將是十八大后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所需接過的「燙手山芋」。在各方缺乏戰略互信的背景下，短期內想要打破這種相互較勁的惡性循環，突破這一外交瓶頸并不容易。在您看來，新一屆領導者將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張智新：在中日、中菲、中越關系問題上，之前好像確實有烽烟四起的味道，但中國領導人心里其實很清楚，一切的矛盾都在可管控的範圍內，習李在這些問題上應該是比較自信的。未來值得調整的就是節奏，我向來主張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在某個時期應有所側重。比如，在潜心處理南海問題時，東海問題就可用維穩或撲火的方式來對待，如果要在東海問題上刻意尋求達到某一目標的話，在南海問題上就可采用暫時擱置的方式，這個節奏，新一代領導人應該會有所取舍，絕對不能給國人和世界造成一種烽烟四起的假象，否則對總體外交格局和國內政治穩定都是不利的。香港商報：對中國來說，在處理與他國的關系時，經濟牌是否是最奏效的？鄭永年：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中國并非只有經濟牌可打。中國要是像美國那樣動不動都實行經濟制裁，那無非是犧牲別人的同時也犧牲了自己。下屆中國政府正致力於改善經濟環境，本國的經濟實力仍處於中低水平，所以理性處理大國關系更加重要，不能帶有情緒化。張智新：對中國來說，經濟牌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砝碼，也是我們屢試不爽的外交牌，我覺得習李會主打這張牌。但同時，也會尋求其他外交方式進行輔助，如高層外交互動，民間外交等手段來配合，尤其像公共外交策略，這在胡溫的后五年已經開始尋求大力突破。我個人認為，在釣魚島問題上，如果說安倍晉三上台，他不會像野田處理問題那麼唐突和稚嫩。事實上，只要稍有點顧忌采取策略的解決方式，就會獲得中國領導人很友好的回報的。所以我覺得釣魚島問題，可能會隨著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更迭而降溫。中日關系回暖，對整個東亞格局至關重要，所以習李不太可能在剛剛接班后在中日問題上繼續強硬制裁。即便近日習近平在釣魚島問題上表態強硬，也是一種「必須而為之」的姿態，這并不等於我們在外交策略上不可以轉換。我想只要日本在釣魚島國有化問題上有所妥協，中方就會「投桃報李」。但如果日方繼續挑釁，那就是給中國出難題，那麼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應該不會繼續軟弱。我的判斷是，在對美外交上，中國可以放軟身段，但是在對日外交上，如果日本一味走到底的話，那麼習李也會以強硬對強硬，他們是沒有退路的。因為習李上台后，若想獲得民眾支持，不可能內政還未開始，外交上就先交白卷，這是誰都輸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