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反腐首推官員財產公開
   
    財稅改革是政改敲門磚
   
    改革篇
   
    目前中國在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的同時，各種社會矛盾亦不斷激化，如貧富差距加大、收入分配不公等，其背后更折射出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不徹底與不完善。中國急需進行更深層次的政治及經濟體制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以掃清發展道路上的制度障礙，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和動力。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將如何積極穩妥地進行各項改革，備受各界矚目。日前本報專訪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士后導師、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員王占陽先生和中山大學行政管理中心、政務學院教授肖濱先生，他們對此話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香港商報記者伍敬斌
   
    政改迫切性凸顯
    財稅制度改革最為緊迫
   
    香港商報：溫家寶總理曾說過，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會得而復失。在您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今天有多大的迫切性？王占陽：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要從幾個方面看。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約束權力，這樣才能遏制腐敗、推動公平分配的實現、才能使包括司法公正在內的各種與公共權力相關的公平公正得以實現。這些問題的解決，在目前來說都是緊迫的，具體的事例大家在公共媒體上都能看到。因為腐敗和分配不公及其他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經濟上使整個國家經濟逐漸走向衰落，在政治上導致民怨沸騰，在思想文化上導致社會空氣日益糜爛。香港商報：目前社會各界對中國需要深化改革漸成共識。您認為中國在經濟制度層面和體制上最緊迫的改革有哪些？王占陽：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財稅制度改革。第一，從經濟體制改革看，分配制度改革是一大焦點。而財稅制度改革就是其中的關鍵，它對解決擴大內需、解決民生、使經濟良性運行有很深遠的意義。第二，從政治改革來看，政治體制改革的功能性目標就是解決好財政問題，世界各國都是如此。財政是民主與民生的最大結合點，通過財稅制度改革，管好人民的錢袋子，這是全體人民熱切的希望，也是反腐敗的關鍵一條。只要管好人民的錢袋子，腐敗問題就能減少很大一部分。從反腐敗方面看，腐敗的一個主要根源就是財政制度不合理，建立公共財政，使財政逐漸成為民生財政，陽光財政，民主財政，法制財政，這就能解決很大一部分腐敗問題。目前制度反腐，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建立公共財政制度。
    推動官員財產公開最緊迫
    香港商報：目前社會各界對中國需要深化改革漸成共識。您認為中國經濟制度層面和體制上最緊迫的改革是哪些？肖濱：我覺得最緊迫的一項改革就是要推動官員財產公開。中國的老百姓對於現階段是否民主，感受不是很深刻，但是對官員的腐敗感受是最深刻的。怎麼反腐呢？腐敗的做法多種多樣防不勝防，只要公開官員財產和官員子女的經商情况，官員是否腐敗一覽無遺。所以公開官員財產是反腐最有力的措施。
   
    建立良好市場經濟秩序
    避免墮入中等收入陷阱
   
    香港商報：從東亞和南美洲許多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近十幾年來的飛速發展讓它們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但之后卻邁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了中等偏上水平，要如何避免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王占陽：這要依靠改革才能避免，政治經濟改革一起進行才有可能避免。在經濟方面，市場化要完善，各個市場主體能夠自由公平地互相競爭，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還有就是建立良好的公共財政制度。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十分重要。過去我們計劃經濟時期，政治和經濟是融為一體的，改革開放以后，逐漸分離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市場，這個時候如果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就會對市場造成一些破壞，市場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所以在市場經濟時代，政府該退出的要退出。政府要給市場經濟運作一個法律上的保障，市場經濟秩序其實是一個法制的秩序。有了良好的秩序，「中等收入陷阱」就可以避免。
    政府執政觀念轉向「公平」
    香港商報：近來官方多次提到，改革的目標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能解釋一下這個「尊嚴」的涵義嗎？這說明了政府在執政觀念上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王占陽：「尊嚴」就在於公平。公平才有尊嚴，不公平又得不到聲張，尊嚴就會被挫傷。尊嚴被挫傷的事情社會上見得多了。現在政府提出讓老百姓更幸福更有尊嚴，體現了我們政府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從以前的強調效益轉變為強調公平。這是一個觀念上的明顯的一個變化。當然這只是一種趨勢，近來的一系列改革，例如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不體現利益，體現的是一種公平。
   
    權力失控致貧富差距加大分配改革須與政改相結合
    香港商報：您覺得目前中國貧富差距加大的原因是什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夠解決貧富差距繼續加大的問題嗎？
    王占陽：收入差距加大主要是不受制約的權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大地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解決這個問題自然是要靠分配制度改革，但是單純分配制度改革是無法實現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要跟政治體制改革結合起來。最重要的一點，就目前來說，在選舉民主沒有發展起來以前，也要擴大公共參與，也就是說在分配制度改革當中引入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素。要讓公眾來參與、討論、決定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監督方案的實施。這樣才能有效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
    變「關門改革」為「開門改革」
    香港商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喊了八年，卻一直未能有所進展。您覺得這項改革危害到了哪些人的既得利益？改革難度在哪里？王占陽：這涉及到一個改革的方式問題。我們以前的改革都是在上層研究策劃決定，然后由下面來執行。這種方式在八九十年代是比較有效的。當下社會經濟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時候，這種方式就暴露出了很多問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必須要有公眾參與才能夠比較容易進行。
    這項改革喊了八年還沒拿出方案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種改革方式還是在上層小範圍內進行運作，公眾無法參與。然而各種政界和商界的強勢的利益集團卻可以用各種渠道來影響改革的方案，使方案有利於他們，這樣一來就不利於公眾。這樣方案就無法出台，因為一個不能代表公眾利益的方案會受到社會的詬病。所以由於強勢利益集團的介入和公眾的無法介入，使得方案很難出台。
    所以我們改革的方式要從「關門改革」變成「開門改革」，從單純的上層改革變成上下互動的改革。還有一點，還有分配制度的改革這種重大問題，不能總是考慮「一攬子」的改革方案，對於這些重大問題，可以考慮逐步推出，一次把方案制定完是很有難度的。
    收入分配改革應加強社會參與
    肖濱：為什麼改不下去呢，因為蛋糕重切過程中有這幾個問題要解決：用什麼標準、什麼規則、什麼程序以及誰是收入分配方案的主體。討論這個方案的人總是會首先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規避自己的風險，這個方案就不能確定。這個過程是關起門來做事。雖然有政府職能部門和專家研究，但是沒有社會的參與，程序不公開，很難形成方案。還有一點，中國大陸太大，國情复雜，很難定出一個適合全國的收入分配方案。寧夏的收入分配方案和廣東的收入分配方案能一樣嗎？所以我覺得中央只需要定一個大的原則。
    儒家傳統與民主精神并不相悖
    香港商報：您早期對儒家思想有所研究，現在一般人認為儒家傳統與民主精神是相悖的，您怎麼看？
    肖濱：我認為中國100多年民主的受挫并不是由於儒家傳統的問題。簡單的例子，台灣也是儒家文化傳統啊，但是他們的民主化轉型也不錯嘛。大陸民主轉型難，主要是近一百年來的國家建構問題，不能簡單把大陸民主轉型的困難簡單歸罪於儒家文化傳統。所以我認為儒家傳統與民主精神相悖這種論調是不對的。相反儒家傳統在現代社會中對加強官員的政治修養，道德水平有積極作用。
    從實際出發推進政改
    由低度民主邁向高度民主
    香港商報：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急需發展「低度民主」，現時中國這方面發展的情况如何？
    王占陽：從威權政體發展為低度民主再發展為高度民主，是世界政治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中國也不可能違背這個規律，在應該推行低度民主的時候不推行，就是保守。在推行高度民主的條件尚未具備的時候推行高度民主，就是冒進。我們只能從實際出發，來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按照鄧小平的設計是要按兩步走。第一步，是威權主義框架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十三大報告就是這種改革方案。從十三大到十八大，政改的設計，都是威權主義框架內的改革。這種改革在目前來看還是必要的。這二十幾年來這種改革發展得還不是很順利，現在還要補新權威主義的課，為走向民主化的改革做好鋪墊。新權威主義改革的特點，在於它是在威權政體的框架內，釋放出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等各方面的積極要素，還不是把這些積極要素連接成一個現代民主法制的政體。中國現在迫切需要的仍然是走好走完這一步。
    第二步就是民主化改革，當新威權主義改革達到一定程度就要進行民主化改革。而民主化改革最根本的特徵是首先要進行深刻系統的選舉改革，只有在選舉改革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權力制衡體系、才能形成法制，才能更好地保障民權、公民權、自由權，才能建立起現代的自由民主政體。當然民主化改革也要先發展低度的民主，再走向高度成熟的民主。就中國目前來說，中國在進行幾年的新權威主義改革之后我們應當及時轉向低度民主，這個改革進程大約需要二三十年。主要還是因為中國過於龐大，改革進程不能要求過快過急，沒有人能保持社會穩定的情况下迅速完成民主改革。
    黨代會提案制有助廣開言路
    香港商報：十八大提出了一個新的「黨代會代表提案制」，這個方案有什麼好處？
    王占陽：這是繼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實行黨代會代表任期制后，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又一項重大完善措施。今后黨代會代表對黨的大政方針等都可以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出意見、建議。這標誌著黨內民主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這個有點參照政協的代表提案制，由十個以上的黨代表提出提案，這些代表不一定都是領導，他們的提案對於民意的體現會更加到位。從政協的代表提案制來看，這是一個十分有效的可以廣開言路的辦法，把它挪到黨代會里應該也是個不錯的舉措。
    改革創新決定未來經濟走向
    香港商報：十八大前后正值中國新舊領導人換屆，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及社會都面臨著重大的轉折，在中國經濟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時間節點上，請您預測中國經濟未來走向，支撐未來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動力在何方？
    王占陽：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向主要取決於改革和科技進步。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市場化改革進行得如何，市場化改革將能夠使中國經濟釋放出更大的潜力。第二是分配制度改革進行得如何。分配制度改革是擴大內需的關鍵環節，也是盤活整個經濟的關鍵環節。
    第三是教育科技體制的改革，這樣才能釋放出科技發展的潜力。未來的發展將更多的取決於科技進步。
    這三點將對於未來經濟的發展趨勢起關鍵的作用，就看做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