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生疴

   須建立公平分配機制
    民生篇
   
    難產八年的收入分配方案，終於出台在即。改變目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讓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已成為全社會共識。緩解收入分配矛盾，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充分發揮社會保障體系支撐市場經濟運行的「穩定器」和「安全網」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社會保障體系如何改變條塊分割的
    不均衡面貌，讓全體國民公平地分享社會福利？面臨嚴峻的老齡化壓力，中國應如何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頂層設計，以堵上養老保險的缺口？本報日前獨家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請他們為此做出解釋。香港報記者李鵬飛顧安安
   
    收入分配改革已在推進
    總體方案料年底出台
   
    香港商報：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終於在今年年底有了新進展。11月8日，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就收入分配改革問題作出安排：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該如何解讀報告中有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內容？鄭功成：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不僅事關民生，更是關系到整個國家持續健康發展的大問題。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了兩個「提高」，進一步明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總目標和方向，預示著新的收入分配改革一定是圍繞這個目標堅定不移地推進。報告還揭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緊迫性，因為縮小收入差距，讓發展成果能夠更多地惠及全體人民，已經是公眾的熱切期望，同時也是國家解決目前各種社會矛盾問題的最重要手段。由於改革存在緊迫性，總體方案料在今年底之前出台。事實上收入分配改革已經開始并正在推進，比如近幾年全面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正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方面。所以一方面我們對收入分配改革總方案寄予希望，但是更多的是通過近幾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能夠看到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正在朝著公正、規範、有序的方向邁進。香港商報：您認為要改革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應該從哪些層面入手呢？唐鈞：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應充分發揮社會力量。過去，由於收入分配改革始終沒有破題，社會心理已發生了變化，對此要予以充分考慮。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包括三個層面的任務，第一個層面是體制機制；第二個層面是觀念問題；第三個層面才是技術問題。因此，應在收入分配大格局下考慮社會保障制度，轉換思路，先考慮在GDP中可以拿出多少錢進行分配，然后再考慮如何分配，可能更具有可操作性。香港商報：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是廣大民眾對報告熱議的焦點，能否請您對此目標進行一下點評？鄭功成：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已是早已確定的目標。這表明執政黨要求進一步加快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并且也意味著將繼續施行「十二五」規劃中的一些方針政策，即收入增長應高於GDP增長，至少是同步增長。在過去的幾十年改革中，GDP增長始終高於居民收入增長。報告中提到兩個「翻一番」，實際上是把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擺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同時表明了執政黨將更加重視國家發展的成果惠及人民、改善民生，這個指導思想和路徑是非常吻合的。
   
    跳出「多收少發」誤區
    填補養老「窟窿」須公平分配
   
    香港商報：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中將有1/3超過60歲，將給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帶來沉重壓力。而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并不盡如人意，遠高於世界平均繳費水平，卻遠低於世界平均保障水平。您認為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唐鈞：當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時有兩批人的養老保險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一批是政策規定的1992年以前已經退休的人，大概2000萬3000萬人；加上1992年時還沒有退休但已經工作了多年的人，改革時規定是將他們的工齡視同於繳費年齡，但實際上這些人沒有交過養老保險費或者是沒有足額繳納養老保險費，但同樣要領取養老金。當然這不能怪他們，計劃經濟時期，這一代人領的工資，實際上并非是勞動報酬，而僅僅是生活費，其他的錢都讓國家拿去搞建設了。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說，這叫「必要的扣除」。所以不能說這兩批人沒繳費，他們被扣除的這些錢，就在國有資產里面。如果國有資產不認這個賬的話，那麼這就永遠是一個缺口。這個制度從一開始就給自己挖了一個大大的坑。所以我們一直都在還舊賬，現在步入老齡社會以后，退休的人越來越多，舊賬欠著又要還新賬，養老保險的資金難免會非常緊張。香港商報：如果說，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的這個缺陷是先天不足，那頂層設計又該怎麼做呢？唐鈞：這些年，我們也在做頂層設計。但是目光都被局限在「保險」的框框里。就是說，一直在考慮，養老保險制度怎麼多收錢、少發錢，想通過「多收少發」來來彌補窟窿。這個思路我認為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頂層設計的話，必須再提升一個層次：從社會分配這個層次看問題，養老保障的問題就不是一個怎麼收怎麼發的問題了。一個人退休時能拿多少養老金，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當這個人退休時，他所在的這個國家能夠生產出來多少社會財富；第二，就是這個國家的執政者願意拿出多少錢來讓老年人安度晚年。這兩個條件，第一個是要有豐富的物質財富，第二個是要有公平分配的意識。所以，從社會分配的角度來看問題，養老保障不是一個「多收少發」的問題，而是一個怎麼分配的問題。從中國的國情來講，養老保障制度肯定不能完全靠目前在工作的人繳納保險費來供養退休的人。也就是說，收繳的養老保險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夠的部分必須讓政府財政來補貼。社保、養老等問題，其本質是社會收入分配，主張延遲退休、提高養老繳費都是局限在用純粹的「技術眼光」尋找改革出路，撇開了政府的責任。
   
    三大養老保險銜接
    面向「小眾」的制度補漏
   
    香港商報：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條塊分割一直很嚴重，根據戶籍身份、職業特點進行分割，尤其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發展得很不均衡。人社部近日就《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公開徵求意見。《辦法》提出，我國職工養老保險、新農保以及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將實現銜接轉換，也將明確換算辦法。您認為這種「銜接轉換」對改變中國社保體系分割嚴重的狀况有何意義？唐鈞：出發點是好的，具體的辦法還有可以值得探討的地方。該文件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在三大養老保險之間開辟了一條可以自由轉換的通道。所謂的「銜接轉換」是為解決參保者「重复參保」的問題的。「重复參保」主要是在勞動力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有關部門在城鄉不同層面的社保機構都想在「全覆蓋」中立新功而造成的，現在是在糾正這個「偏頗」，以除后患。該文件中明確提到，這只適用於參加過職保、新農保或城居保兩種及以上制度的人員。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沒有重复參保的參保者，這個文件根本就不適用。到2011年底，全國重复參保的人數只有112萬，僅占2011年參加職保的農民工人數的2.71%。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小眾」的政策。中國社保體制下一步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針對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全國人民不分身份、職業，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資格繳費參保，由政府負責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在這一塊，要講公平，從國家領導人到偏僻山村的農民，待遇應該差不多。基本生活需求是可以定量的，按生活必需品來計算。然后有地區差別，再按物價指數每年調整。
   
    「高薪養醫」乃國際慣例
    高昂人工成本應由政府承擔
   
    香港商報：中國的新醫改到今年已經第三年了，也建立起一張覆蓋全民、尤其是覆蓋到基層的醫保網，政府開始承擔起本來完全推給市場的公共責任，關鍵是承擔到什麼程度。世界各國的醫保體制都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求一個平衡，有些更強調平等，有些更強調公平，您認為中國適合施行那種英國式的「全民醫保」體制嗎？三年新醫改有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唐鈞：講公平和效率太抽象了，我覺得應該是在「經濟理性」和「以人為本」之間做出取舍。雖然之前在討論醫改時已經被否決了，但我認為實行由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的「英國模式」起碼是可以考慮的，用錢不會像想象的那麼多。首先，「英國模式」除去中間環節，藥價將降低一半以上。其次，「英國模式」直接使醫院失去了趨利動機，醫療成本也將降低一半左右。醫療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醫護人員的人工成本問題。醫護人員的人工成本從全世界來講都要高於其他職業，因為他們身上的責任重大，而且他的專業技術別人不可替代，還有一個是學醫的學習時間特別長；這些因素綜合考慮的話，高薪養醫是合理的。關鍵是這個成本究竟由誰來承擔？歐美發達國家政府承擔的比重大一些，醫療費用在公共財政所占比可能會達到20%~30%，老百姓承擔的壓力就要少一些；中國政府現在財政承擔的部分要少得多，且主要花在兩個部分：一個是建設施、買設備的投入，另一方面是為數不多的老干部的公費醫療。醫療本質上是人對人的服務，最重要的是醫護人員的人工，國家在這方面投入不足的話，老百姓承擔的就要多一些。我覺得這是醫療問題的根本。現在靠「藥品零差價」降低醫療費用，我的基本評估就是「壓起了葫蘆浮起了瓢。」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改善，但是「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
   
    築就穩定橄欖型社會
    政府須「讓」大多數人中產起來
   
    香港商報：國內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非但沒有成為「中堅層」，反而成為「夾心層」，「被中產」成為了一種自嘲。您認為中國中產階級的承受的壓力與負擔是全世界普遍現象，還是說中國中產階級承擔的壓力尤其沉重？您10年的一個訪談說「中產階級是需要政府培育的」，如何理解這句話？唐鈞：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是橄欖型時，中產階層占多數時，這個社會是穩定的、積極向上的。就宏觀而言，中產階層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鋪設了一段寬寬的緩冲地帶，讓經濟社會地位較低的社會群體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就微觀而言，中產階層有家有業，圖的是穩穩當當地過日子，維護社會秩序成為他們自覺的社會責任。無論在哪，中產都是很辛苦的階層，不是個很悠镕的階層，中產是以勤奮、勞動著名的。在現在全世界的經濟形勢下面，中產階級都是壓力很大，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承受的壓力也很大。造成這種情况的原因就是，自從資本國際化以后，政府可以收的稅就越來越少了；向大資本收的稅少了，財政負擔又不能減輕，更多的稅收的壓力就通過各種形式落到中產階級身上，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中產階級無疑有著更大的壓力。一個社會變動太快會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變動中人們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達不到預期，挫折感就會伴隨而生。這也是大多數中國中產認為自己不快樂、不承認自己是中產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能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吸納就業的中小民營企業，是中產階層的制度性依託，應該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但在中國，年輕人創業則面臨種種制度、金融、創新支持上的壁壘，包括但不限於灰色的「潜規則」，以及其他種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到的困難。一個社會中的中等階層的形成并發展壯大，也是需要社會管理階層理性地給予培育的。在發達國家走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都采取過譬如對購房者減免稅收乃至予以補貼等政策措施幫助藍領工人購買住房，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資產。改革開放以來有句國人已經說的很順溜的口號，叫作「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其實，參透這句話的本質，「讓」與「不讓」是關鍵。現在我們是否改一改這句口號：讓大多數人中產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