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現行稅政結構 縮小香港貧富差距

    香港商報：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了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全民收入翻番，這對香港特區政府施政有何啟示？

    盧麒元：香港素來被譽為低稅賦地區，事實并非如此。觀察香港普通家庭十餘年來的收入支出情况就會發現，港人的實際稅賦水平高居世界各類型國家和地區的最前列。依照廣義稅賦理論計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國際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視同為類稅支出，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據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很遺憾，這部分類稅支出，并沒有全部被政府徵收，而是被政府讓度給了銀行和地產商。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存在著三個「稅務局」，除了政府的稅務局，還有隱型的「金融稅務局」、「地產稅務局」。后兩個「稅務局」可以利用合法的商業手段剝奪普通民眾的福利，使多數普通百姓不能保證其擁有平穩、安逸和有尊嚴的生活，近年來香港的中產階級開始慢慢消失恢復為貧、富居多，中產階級基本消失，又恢復啞鈴型社會，貧富差距日趨加大。因此香港的稅政結構必須改變，必須要改變現時以變相手法向香港老百姓徵收其他過多稅收的情况，實際老百姓的類稅負擔超過其收入的60%，這些類稅支出包括房產等，通貨膨脹，就是鑄備稅的部分，香港市民養活政府支出的錢是正常的，但沒有理由去養活地產商，這是需要改變的。如果這個問題不加以解決，香港在未來十多二十年或將失去政府預算，成為需要中央政府財政補貼的特區政府，以維持政府的正常運作。雖然現時香港稅收的絕對值還在增加，但稅源卻在不斷減少，稅基在不斷收縮。

    港須提升核心競爭力

    分享內地奔小康紅利

    香港商報：在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有關香港的著墨不少，并且出現了以前未曾有過的新提法，比如「發揮祖國堅強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須有機結合不能偏廢」等，請問您如何評述報告對香港的發展定位？未來香港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將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方舟：我覺得十八大報告顯示國家對香港定位更加準確和有新意，就是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目標更加明確和清晰。這也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回顧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是采用前店后廠模式，即生產基地轉移到珠三角等廣大內地，設計和營銷留在香港。而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轉換，這種前店后廠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形勢的發展，因此漸漸收縮規模；第二個時期：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后，香港迎來了大量內地公司來港上市，香港承擔了巨大的證券市場融資功能，幫助眾多內地公司獲得大量的國際資本，并大大促進了這些公司走向國際化的進程；第三個時期：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內地與香港的經濟不單單是合作的關系，也有一定的競爭關系，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也從以前的垂直分工關系轉換為水平分工關系。面對內地的奮力追趕，香港惟有加快自身發展步伐，才能跟得上內地經濟發展的節奏，才能分享內地建設小康社會所帶來的巨大經濟紅利。對此香港需要培育內生發展動力，增加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內地經濟轉型中同步成功轉型。

    香港商報：在您看來，香港內生的核心競爭力有哪些？如何提升這些核心競爭力，以適應內地經濟轉型及分享建設小康社會的紅利？

    方舟：從十八大報告可以看出，國家希望香港發揮更大作用，既背靠祖國，又要強健自身筋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等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未來香港將配合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現時香港已有相當規模的人民幣儲備，這些人民幣下一步如何使用，如何將人民幣在國家資本管制下有序回流內地使用，中央一直在考慮并在緊密部署之中。其次，香港作為航運中心的發展潜力亦十分巨大。航運業的鏈條很長，除了貨運、碼頭，還有船舶管理、海事仲裁法律服務等多個方面。隨著包括珠三角在內的內地航運碼頭的崛起，內地與香港在航運業的競爭也漸趨激烈，香港航運業要向上下產業鏈延伸發展，特別是要與珠三角港口形成互補，把產業鏈打造起來，而不是僅僅局限於貨運與碼頭業務，流於同質化競爭，我想這是香港航運業未來致力發展的方向所在。貿易方面，香港需要對出口加工模式進行轉型與提升產品層次，要在自主設計產品方面有所突破，并要努力解決如何打開內銷市場的問題。此外，香港在生產性服務業領域也大有可為。

    預算公開化具歷史意義

    徵資本利得稅有利反腐

    香港商報：中國新的政治交接正在進行，十八大報告對未來十年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做了全面闡述，您認為其中有哪些最值得關注的方面？

    盧麒元：十八大報告有關經濟部分值得一提的有兩點：一是提出預算公開化。這實際上是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就是建立現代憲政的領域，它對經濟和整個政治的進步有著重大意義。從宣統二年中國建立第一步預算案至今，我們國家在預算方面基本上是全世界最落后的。現時強調預算公開，實際上是預算進化的必經之路，所以我覺得現在預算制度的建立，是使中國在經濟方面逐漸走向制度化的前提條件，政府的公權力將受到約束。第二個看點是到2020年收入倍增計劃。收入怎麼倍增？涉及到初次分配，可能暫時動不了，在現今市場結構下進行一次分配的調節可能困難較大，因涉及到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最有可能的就是利用二次分配來調節貧富差距，比如稅收可以橫向轉移支付一些，向有錢人收稅再轉移給窮人。在目前市場分配格局不會進行大的變動情况下，通過稅收橫向轉移等不失為好方法，包括徵收資本利得稅等。美國已經開始向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的人群徵收資本利得稅。徵收資本利得稅的意義在於，一旦開始徵收，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收入公開。資產是誰的，向誰收稅？其來源是否合理？所有這些問題都指向反腐敗的問題。所以這兩個指向意味著經濟制度的進步，其潜在意義也就意味著政治的進步。此種格局下的分配制度貌似波瀾不驚，實則意義深遠，其中所觸及的問題還是深刻、積極和進步的。從中國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發展趨勢來看，都會對香港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