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溫家寶在其任內最后一次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拋出了指向樓市調控的「新國五條」。一定程度上，政改遲滯、樓市調控不力均可算是本屆政府的「硬傷」。因而，溫總的一系列告別動作多少有些令人感到錯愕又傷感。也許，這是總理在為自己任期內未競的目標做最后吶喊。面對公正而無情的時光，人們不會忘記過去十年的砥礪前行，卻也只能將希望的目光投向未來。香港商報記者杜潔菡

    勤政存遺憾 難題待突圍

    過去十年，中國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刺眼的社會問題也如影隨形，如貧富差距擴大、公職人員貪腐、官民矛盾凸顯、利益集團膨脹、生態環境惡化等等，以致各地群體事件升級不斷。要求政府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源上重塑社會公平正義、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的呼聲響徹神州。

    政改吶喊繞梁空響

    從2003年的兩會記者會開始，溫家寶幾乎每年都要回答一個關於「改革」的問題。從「改革的決心」到「對哪些領域進行改革」，再到「怎樣突破改革遇到的阻力」等等，反映社會各界希望看到改革挺進「深水區」。

    面對記者會上的各種尖銳提問，溫家寶有著開明態度，多次公開提倡政治改革和普世價值、主張言論自由和公平正義。例如，在2003年當選國務院總理后第一次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們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目標。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圍繞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樣兩個重大問題來進行。」2004年，他說：「我們從一開始搞的改革，就包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最終也不能成功。」輿論將溫家寶視為黨內清流與改革中堅。但從各個方面看，「新政」的期望并沒有變為現實。改革仍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政治上的改革雖漸有行動，可大部分「深化改革」的政令執行力卻一再落空。

    坊間有一種觀點認為，溫家寶是從地方地質隊做到國家地質部副部級官員，后調到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工作，最后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他缺乏地方工作經驗和黨務經驗的履歷，很可能間接導致一些政策在出手時機與手法上不甚完美，遭到地方利益群體的敷衍和抗拒。在去年兩會后的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就曾自嘲「政令不出中南海」。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深化改革」是中國領導人的集體共識，但目前是各種社會矛盾積累多年后的集中爆發期，而且，許多問題暴露的程度超過了其解決的速度。如果僅因溫氏的發言，而把政治改革滯緩的原因歸咎於其他人的不作為，有失公允。

    改善民生 意猶未盡

    2012年10月17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四季度將會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此言一出，輿論歡慶：醞釀八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終於有了時間表。但至本屆政府任期結束，此事仍無下文。

    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於2004年啟動，由國家發改委具體負責。從2007年至2009年，國家發改委曾舉行過6次徵求意見討論會。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發改委兩次將方案上報國務院，但最終方案均未獲得通過。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認為，導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難產」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改革將對現行既得利益進行調整，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強力抵觸。譬如，國企紅利上繳的問題；如何打破壟斷，如何控制壟斷行業過高的收入，是否需要進一步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稅收減免力度，如何看待資源價格不合理帶來的暴利問題等敏感議題，一直爭議不斷，甚至令方案被長期擱置。

    在改善民生的事業上，本屆政府的成就會被載入史冊，但改革的步伐仍必須堅持推進。例如，2006年取消了農業稅堪稱是一個偉大的決定，減輕了最弱勢的農民階層的負擔，但就利益而言，這并非「三農」重點。因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於進城務工，他們最期待的是廢除戶籍制度，賦予其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在教育上，推行了九年免費義務制教育，對農村的孩子上職業學校實行免費，同時對大學和農村高中階段的教育實行獎/助學金制度，對困難地區農村寄宿制學校給予補貼。但是，教育的不公平并沒有消失，比如幼兒園稀缺導致入園難，其費用甚至比大學學費都要高；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越來越集中，形成了擇校的風氣；戶籍制度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和高考帶來巨大的麻煩……總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待解、待完善的問題還很多，溫家寶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改革事業尚未完成。溫家寶說過，「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把自己留給未來去評判。他也說過，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希望這句話能照亮新一屆政府和民眾探求改革的前路。

    阻遏樓價屢敗屢戰

    本屆政府的施政中，「樓市調控」或是民眾最熟悉的一個政策術語。10年里，國務院先后9次常務會議專題研究房地產市場調控，自2003年8月起，一系列針對房地產問題的行政性干預政策接踵而來，這些以限購、限價為主的文件被稱為「國八條」、「國六條」、「國四條」、「國十條」、「新國八條」、「新國五條」……

    梳理歷史，溫家寶政府班底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思路，首先是在「限」字上做文章。中國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說，「限字令」歸根結底就是限制有房者的再次購房資格，或是提高購房成本。另一條思路則是增加供應，即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問題。2007年3月，溫家寶在《財政部對廉租住房保障情况的分析及建議》專題報告批示：「要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立即著手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此后，對於保障房建設力度的要求，更是逐年加碼：2009年提出要持續加大廉租住房建設力度，3年內基本解決747萬戶城鎮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用5年左右時間基本完成城市和國有工礦棚戶區改造。2010年，則要求爭取到2010年年末，基本解決1540萬戶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這些要求，在「十二五」規劃中創下新高度——根據規劃，2011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要建設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3600萬套（戶），期末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10年持續調控，樓價卻一路走高。2003年到2012年，全國城鎮平均房價從2381元上漲到5791元，10年上漲143%。一線城市中，上海漲幅達到500%，北京為365%，廣州為261%，深圳為233%，而3600萬套的保障性住房也因地方政府的資金困境而從2012年開始「整體規模適度下調」。大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依賴成癮，是調控政策一直得不到有效執行的深層原因。此外，受2008年金融海嘯和經濟轉型的影響，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也令中央政府掙扎於穩增長和控樓價的兩難中，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2月20日，離退休不足一個月時間的溫家寶拋出了繼續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新國五條」，被認為最后一次顯示將調控繼續到底的決心。十年的堅持，在此刻，徒增了無限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