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動城鎮化的阿基米德支點
--吉林以民營經濟突破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戰略創新(之三)
在新型城鎮化的政策預期中,據悉,目前到民政部申請撤縣設市的縣已達上百個。但它們大多數充滿政策焦慮感的期盼,無疑忽視了一個基本常識:人類歷史至今的城鎮化進程中,并無「城鎮化政策」推進的影子,而只是一個經濟發展有序演進的結果。這也是新一屆政府明確指出防止人造城鎮化、強調產城融合與城鄉互動的主要原因。城鎮化的真實力量,理應是其所言的「中國經濟升級版」,以及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人人出彩機會。簡而言之,即釋放民營經濟的能量。 吉林省已於2010年出台了《關於統籌推進吉林特色城鎮化的若干意見》,明確了相關目標,而這次出台的《突出發展民營經濟的意見》及其所包含的的系列變革,則完成了對目標的戰略合圍。此合圍戰略即吉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抓民營經濟,就是抓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如果說城鎮化是突破目前增長瓶頸「牽一发而動全身」的突破口,那麼,吉林省將戰略核心落在民營經濟上,則是找到了城鎮化的阿基米德支點。其《突出發展民營經濟的意見》雖未對城鎮化著墨一字,但絕非「劍走偏鋒」。
循障礙索本質 沿瓶頸求破局
最近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吉林省的特大城市長春、吉林僅列全國城鎮化水平排名第68位、95位,石油城松原排名第67位,其餘皆在百位以外。而全國20強中,東部地區占了17個,前10強中廣東獨占5席。這充分證明了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且民營經濟發達程度與城鎮化水平正相關的經濟學邏輯。
吉林的歷史經驗也符合這一邏輯。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均GDP位居全國前列的吉林省,1990年的城鎮化率尚居全國第六,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6.3個百分點。但到2011年便滑落到與全國平均水平大致持平,這與其經濟總量全國排名一路后移的現實是相呼應的。個中差距,不是大企業不強,不是科教實力落后,更不是資源條件不具備,主要就差在民營經濟發展滯后。其所帶來的一個殘酷現實是,2010年其全省城鎮遷出人口118萬,净遷入只有82萬,且遷出的人口質素高於遷入人口的逆城鎮化現象,則顯示了這種滯后的嚴峻性。
長吉兩個特大城市雖對財政貢獻卓著,但民營經濟只占其中的50%不到。因此,圍繞一汽、吉化等大型國企的產業結構,雖屬中流砥柱,卻極易放大叢林法則,大樹下的民營經濟難以獲得改變自身地位的資源條件和動力機制,無法形成聚集效應。而可以進這些國企的人畢竟少數,大多高質素人口只能另尋他途。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除了松原這種資源型城市外,大多數產業基礎薄弱,加之「沒有發展民營經濟土壤」的傳統思維,人口聚集功能便也無從談起。
因此,吉林將抓民營經濟視為抓城鎮化,既廓清了障礙、凸顯了城鎮化的本質,也切準了瓶頸、找到了破局的關鍵--扭轉民營經濟困境。
民營經濟與城鎮化的互動機制,實際就是市場經濟的效率機制。1980年代啟動的城鎮經濟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釋放了資源自由配置的空間,民營經濟在市場上獲得了投入品快速發展,及時吸納了農村改革產生的剩餘勞動力。市場化的價格信號指導了城鄉資源的流動與組合。因為,在價格信號下,資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率的城鎮。這導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農民一定會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這意味著勞動力的有效使用。自利的企業和個人無意中提高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也在無意中提高了城鎮化率。而吉林首要落在全民創業上,是將戰略落實為具體路徑的選擇:通過對深化資源要素的市場配置機制,對民營經濟實施放開、放手、放活策略,讓企業與轉移勞動力早在成本與收益博弈中,強化城鎮聚集人口的首位吸引力--提高收入,形成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補綴短板須合力 民企便是粘合劑
如果說城鎮化是一枚硬幣,那麼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就是這枚硬幣的兩面,任何一個面的掣肘,都將使城鎮化功敗垂成。而基於農業現代化遠遠落后於工業化的國情,李克強指出的路徑是,以擴大開放釋放改革紅利,以農業現代化支撐新型城鎮化。他強調,一要通過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和現代化水平;二要在優化城鎮布局中打造更多有活力的小城鎮,以產業化為支撐,實現農民就近就業、創業。
對於產糧大省吉林來說,實現兩者融合尤其重要。而兩者融合的「介質」,便是其以空前力度突出發展的民營經濟。對於前者,日前國務院已確立為現代農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具體政策。
農業是吉林省最有標誌意義的產業之一,也是最需要合力發展的產業,但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規模經營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也可以說是農村生產力發展的瓶頸。因此,首須積極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也就是企業化、集約化、商品化的市場化體制。這無疑為民營經濟提供了無限發展空間。吉林省不斷加快的土地流轉改革步伐,為民營資本進入農業產業提供了可能,而民營資本在利益驅動下的高投入高產出慣性,必然呈現多重效益。首先,通過大規模機械化和技術投入,使得投資民企在綁定農民土地流轉收益的基礎上仍有較大利潤空間,農民進行土地流轉的積極性與民營經濟參與的積極性得到有效統一;其次,在效率原則下,產業趨向分工細化,進一步拓展民營資本進入空間的同時,會產生數量可觀的農民非農就業供給,比如農機專業合作社等;再次,具有穩定資產性收益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可以有效降低城鎮化成本。
吉林市大荒地村,是吉林省實現這一變革的成功範例。全村耕地通過流轉給村集體合作社,由合作社與一家糧食加工民企成立合資公司,構建了現代化的生態大米生產基地。全村只有極少數種糧能手成為職業農民,其他人或在本村企業就業或外出打工。這個昔日村莊已然成為一個功能齊備的微城鎮。而小城鎮因處在城鄉連接環節,無疑具有消化城鎮化成本的巨大潜力。作為農業大省的吉林,尤其要重視縣城和特色小城鎮。
吉林省委、省政府認為,縣城是鄉村之首、城市之尾,是城鎮化最有力的增長點,小城鎮人口不一定多、規模不一定大,關鍵是要有特色。這里的特色首先便是經濟特色,而吉林省突出發展民營經濟的集群發展工程,為打造特色提供了可行模式。即:在一個集群區域內,要形成一個統一的主導產業,要防止產業布局分散化;對於縣城和小城鎮,則要形成民營經濟發展的強大集群優勢,要形成「一村一品、一鄉幾品、一縣多品」的產業經濟、塊狀經濟的競爭優勢。如此,農村就地城鎮化的目標便可近在咫尺。
成本之困與民營經濟的機會耦合
新型城鎮化將主要目標鎖定在提高城鎮品質,這既是頂層設計的核心理念,也是目前輿論的普遍共識。而面對所謂40萬億投資盛宴,地方政府因過分依賴土地財政的系統風險已經顯現,其不可持續性實難應對這一龐大的持續投資。
對於吉林而言,這種壓力既表現在提高城鎮化率的新城鎮增長,更表現在提高現有城鎮品質上。后者尤其是一種巨大的歷史欠賬。一方面,在計劃經濟時代長期的資源開發過程中,林區、礦區為城鎮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現在則是棚戶連片、產業空洞,城鎮建設步履蹣跚;另一方面,那些因工而興的老工業城市,於上世紀90年代以來因經濟衰落而陷於迅速老化狀態,城市更新壓力巨大。比如,全省的管道燃氣管網已有1668公里陳舊老化,僅長春便平均每天至少發生一起泄漏。而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其待建的國家高速公路占到全國10%,總里程居全國前10位的省內鐵路網,且大部分建於「日偽」時期和解放初期,航空運輸方面則只有4個通用機場,最大的長春機場也僅僅是國內干線機場而不是樞紐機場。其所面臨的突出問題便是資金短缺。
而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內資民營經濟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經突破60%,吉林省更是高達71.9%。但在城鎮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建設方面,民營經濟僅僅獲得了20%的市場准入。民營經濟既有難以估量的投資實力,也有參與城鎮建設投資的巨大需求。這種實力與需求,與城鎮化的資金困局完全可以產生機會耦合效應。吉林省《意見》,則以兩大戰略直指這一耦合效應。
首先是打破城鎮建設准入門檻,全面放開涉及城鎮建設的交通、能源、電信等基礎設施,城市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設等。而一系列審批制度改革則有利於蕩清民資進入的「玻璃門」。其次,大力創新民營金融,為民間資本進入城鎮化建設提供合規合法的順暢通道。吉林省表示,今年將力爭小額貸款公司「翻一番」,放貸總額達到500億元,幾近全省1300億貸款目標的4成。「只要放寬市場准入,很快就會發展起來。」在目前市場化利率改革仍難有突破性進展的情况下,此舉一則激活民間資本,另則培育民營經濟新增長點,可謂一箭雙鵰。
將民營經濟作為城鎮化投資主體,不但可以有效減輕政府財政壓力,防範和避免政府債務危機的出現,而且有利於城鎮主體產業的形成,特別是在小城鎮引導產業聚集,形成中小企業群,構建真正人人共享的城鎮化盛宴。
【三評吉林民營經濟發展思路】
民營經濟理應是城鎮化盛宴主角
正如將「中國夢」的主體落在「人民」一樣,任何希望的實現必定有一個牢固的現實邏輯。「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城鎮化是最大的潜力」無疑是構建這個邏輯的戰略雙翼。吉林省將抓民營經濟視為抓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則是真正打通了改革與潜力的轉換機制,在這個轉換機制中,民營經濟應當主要的動力源泉,也必須成為替代政府投入的新主角。
中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8%到2012年的53%這種世所罕見的速度表明,億萬農民能夠忍受戶籍及其利益分割涌向城市,全因一種較公平更為強大的推動力: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乃至人生軌跡。正因如此,尽管一些地方放開了戶籍管制,卻并未出現城鎮化爆棚現象,他們仍然屬意於東部地區發達城市,無非是因為其機會成本更低,有著更為靠近自己理想的就業、創業可能。吉林省近年來出現城鎮人口净遷出現象,原因即在提供這種可能的民營經濟落后。
因此,李克強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這無疑是對城鎮化最本質性的表述。但是,人們更多關注需求潜力,卻往往忽視或錯位認識釋放潜力的基礎。學者許小年清醒地指出,把城鎮化當成一個經濟政策來拉動內需、來刺激投資,完全錯誤。中國目前的城鎮化成就,一是來自農村改革,二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吉林省城鎮化率增長低迷與其民營經濟落后水平,則是一種負效應下的因果匹配。
因此,其將民營經濟與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劃上等號,并非矯枉過正,而是回歸了城鎮化的本質,回歸到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即:讓更多民眾,在政府徹底而富有誠意地向其開放經濟機會后,於國民財富第一次分配中富起來,盤活屢受壓制的民間創富力量。正如吉林省《意見》中「富民強省」四字所包含的邏輯一樣,城鎮化自然也會水到渠成。因為如潮的民營企業自會攜帶者龐大的就業人口涌向交易成本更低的城市,政府無須再操更多心。
讓民營經濟承城鎮化主角,不僅僅可以有效屏蔽政府的財政風險,使其有限財政量力而為地提高公共服務水平,而且民營經濟會在投資收益最大化的驅動下,按照市場經濟利他才能利己的原則,為「城」注入更富活力的「市」。譬如因長白山國際度假區而興起的吉林白山市撫松新城,因該度假區幾大投資民企的參與,三五年間便成為一個旅游旺市。市旺,城焉能不興!
香港商報記者 冀文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