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多個國際競爭力的評估中，香港一些原本競爭力優先的項目中，在國際的排名都有下跌，而相對而言，新加坡在這些排名中原來是在香港之下，在不少評估中都有所上升而領先香港，成為亞洲第一。以大學排名為例，香港大學及科技大學，在英國的一個國際評估中下跌了三名，而新加坡大學則有所上升，變成亞洲第一名的大學。

    法規保守拒創新概念

    香港的競爭力出了什麼問題呢？這是與香港社會現在的制度及政府執行時，缺乏對創新概念的處理的機制有關。

    由於現在政治的壓力，香港不少公務員在執行法例時，只可以根據某一個黑字白紙規定機械式工作，但創新的事物，往往就是不符合這些每人都知道的規定，而做出的新事物，况且這些創新甚至是違犯了一些既定的法規，例如當年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他的停車場成立公司，在香港這便違犯了城市規劃及建築條例。但訂立這些法規，雖然也有所根據，是由官員因習而成，也有一定的灰色地帶，所以如果在有改變在創新與法規之間，政府工務包括高官的政務官，都會選擇保守的法規，而不去接受創新的概念。例如在中國及歐洲流行的一種半人力半摩打的電動單車，是一些小區內非常方便又環保，如果在限速的情况下，是非常安全的個人交通工具，但是在香港，這些有小摩打的交通工具都要根據汽車安全的規定去驗收，這些單車自然不會合格，不能在香港使用。

    一方面我們為汽車污染空氣而煩惱，但又對這些可以減少小區使用汽車量的創新工具，予以否定。這就是否定新事物的冰山一角。例如香港的大學有人最早研發出一架電動車，但香港政府并未有人跟進，用各種研究基金去支持其研發，甚至變成一個實用的品牌。

    一句官商勾結政策即死

    今日人們只懂去欣賞韓國人的成就，但正如不少有研究的學者都指出，他們的「三星」手機可以打勝「埃風」，他們的影音電影事業可以占領亞洲，這是因為政府在稅務、政策等方面傾斜，有利於他們的發展，而達致的成果。如果這是在香港，我們的「官商勾結」一詞便把這種政策一棍打死。對不少創新行業，包括建築、設計、電影、演藝、藝術及科技研究等業者而言，他們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在金錢上幫助，有幫助當然是好，但最重要是政府在政策上有一個不是由現在的委員會去處理創新的問題。因為創新往往源於一個人的念頭，所以如果有人幫助，這些空想的人把虛幻變成事實，有如做實驗一樣，有可能失敗也有可能成功。

    應設常態機構助增競爭力

    有一個建議，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常態的機構，由非公務員及有創新工作經驗專業人士主理，公務員系統人士作為副手在財政及政策支持，目的是公開接受社會上各種公眾人士對創新改革產品、概念的建議，作出評估，有需要時會作政策法規改變研究，甚至撥款輔助；這機構的權力要直接向特首及政務司報告，可以在跨部門上作出政策推動，這樣才可以真正推動政府政策松綁，改革及增加創新的力量，增加香港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