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檢署日前依涉嫌《刑法》泄密罪與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將「檢察總長」黃世銘提起公訴，關說案因此掀起台灣政壇第二波的震撼。究竟黃世銘是否會因此下台，固然引人關注，但整起事件，正朝向「關說者沒事、揭發者有罪」的方向發展，更讓人嘖嘖稱奇。

    用心良善 程序疏漏

    持平而論，黃世銘在關說案偵查尚未終結之前就向馬英九報告，程序上確有瑕疵。然而，其被檢方論告之后是否被定罪，恐怕就見仁見智了。因為黃世銘向馬英九報告司法關說案，并不違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規定，黃世銘也沒有泄密犯意。尽管黃世銘處理關說案，程序不周延，確難令人口服心服，但回到泄密罪的構成要件，要論究的是：黃世銘在案件偵查中向馬英九報告，是否真不符合偵查不公開的例外規定？黃世銘多次說明，此案事涉「立法院長」的高層級，就連「行政院長」也無法處理，此種「層級高」的說法，卻不被北檢檢察官所接受。

    其實，黃世銘舉發政治人物關說案件，目的在於揭露犯罪，即使程序確有瑕疵，但用心卻是良善的。台北地檢署起訴黃世銘，起訴書把政治人物涉及關說司法簡化為「個人事項」，將關說司法的利害關系「極小化」，卻將辦案程序的瑕疵「極大化」，并相當嚴格認定監聽資訊公益公開的範圍。以如此不對稱的標準認定黃世銘違法，恐怕也同時傷害了司法。凡此種種體現了，政治關說司法的主題乏人聞問，各方卻在程序的枝節上打得如此「有勁」，豈不諷刺至極？

    就事論事，無論未來法院如何判決黃世銘是否下台，都不能改變關說案存在的事實。換言之，即使黃世銘被判定有泄密罪，并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但關說事實并不因此而消失，當事人自應負起相關的政治與法律責任。更何况，黃世銘犯下行政疏漏，自該負起責任，但他向馬英九報告「立法院長」關說案，是否如檢察官所訴的構成「泄密」罪名，恐怕還有待商榷。

    台灣法制確有問題

    事態發展至此，只能說明一件事：「立法院」真的夠力！檢察官要約詢，馬英九還要盡證人之義務，「立委」不必；「監察院」要調查，「閣揆」江宜樺沒有說「不」的空間，「立委」卻有。這到底是否民主政治監督制衡的道理？

    關說案喧騰已兩個月，黃世銘四面楚歌，刑事、行政懲處齊發。然而，反觀「立法院」對自家人關說司法，又作了什麼處理？會出現如此荒謬的發展，除了奇特的政治情勢使然，主因也在於現行法制對於沒有對價關系的司法關說并未科以刑責。因此，要從法制上論斷王金平、柯建銘司法關說案的是非，僅剩「立法院」紀律委員會的自省一途。

    但從9月16日柯建銘自請調查以來，「立法院」的因應，卻始終以政治考量為重，缺少是非觀點。柯案不僅拖了一個半月才付委，柯建銘在宣稱願意接受「任何形式調查」的同時，卻在提案中留下但書，不免令人懷疑，柯此舉只是為了唱「獨角戲」，同時另辟政治戰場批馬罷了。從「立法院」過去的紀律來看，最后極可能以「和稀泥」的方式收場。

    尤其弔詭的是，柯建銘近日宣布要發動修改五法，其實社會大眾最期待的，應是兩項民進黨團沒提到的法：一、「立委」不得關說司法的規範，應在「立委行為法」中明訂罰則，才可堵住「有法無罰」的漏洞；二、對於「妨礙司法公正」罪，應在刑法、法院組織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中增訂，杜絕有權勢者任意關說、干預司法或個案。

    總之，關說案演變至今天如此這般的梁歪柱斜的情境，充分顯示台灣的法制確有問題。民進黨只看到特偵組的越權，卻完全無視於政治對司法的侵害，堪稱是選擇性的盲目。尤其若關說案輕輕發落，而泄密罪卻從重處置，怎能讓天下人心服？

    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 潘錫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