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在於承先啟后，開創一個新階段。
承先是承接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后者是針對早段改革單着重經濟改革。只講市場化與商品化，以為經濟發展了便完成了改革大業，結果卻是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帶來貧富懸殊，收入差距擴大和生態破壞。而商品化之滲透入社會生活和政治關系，由此而引發貪腐的大爆發。近十多年的貪腐越演越烈，涉及各級官員規模龐大，影響深遠。這同時反映出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雖具針對性，政策卻還只停留在概念層次，阻止不了市場化、商品化帶來的問題，反而擴大了政府、企業及社會的貪腐。
科學發展觀演化的十年，證明了要克服市場化、商品化的毛病（不只是經濟上的市場失誤問題）。一是政策須具體化才可落實。停留在概念層次，且缺系統化與配套不可能有效。二是政策還須嚴格執行。胡錦濤時代十一五規劃開始加上生態環保的指標，須強制執行，同時把GDP等傳統指標定為參考或預期指標。可是在執行過程中，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都不重視，到五年規劃的后一兩年才匆匆按指標辦事。結果主要的指標（單位GDP的能耗減幅）未能完成。十二五規劃甚至把這個指標的規定縮減至十一五規劃以下。五年計劃的強制指標執行如此，在其他方面政策也難以令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遵從。房地產的泡沫出現和樓價居高不下，亦足以反映出胡錦濤時代中央政府在政策方面缺乏執行力。
十八大習近平上台有了胡錦濤時代建立的基礎，卻沒有因胡錦濤離任或政策受既得利益的抵制抗拒而倒退，反而汲取教訓，完善戰略、策略和方法，迎難而上。
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是習近平對胡錦濤時代科學發展觀作總結、修改重定新戰略的時間。從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看，至少新領導層已提出了深化改革（也即是深化科學發展觀等）的新框架，彌補了胡錦濤時代的不足之處。這個框架有個總的方向或目標：全面深化改革，也即是全面解決所有問題，不留禁區。其中的認識與科學發展觀相同，但更完整。認識到現實社會的复雜性和完整，也重視執行的因素。故此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領域改革與中共黨的建設改革結合起來，全面推行。五個領域與中共黨的改革要協調配合，此所以從中央以下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小組作領導。由於黨須建設改革，不可能沿用原來的黨委來推行全面改革。新成立的小組應凌駕於黨委以上，甚至對黨委的組織、制度和工作、作風，建議改革，推動改革。
市場是決定性的作用
在此之下，五個領域的改革重新論證，總結為三句話：「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第一是政府執導宏觀政策來求穩。第二是市場通過企業和個人在微觀政策求活。而微觀政策不是狹義的市場範疇，而是滲透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第三是社會主義的要求，全國人民要最大範圍地分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托底的是社會福利政策，涵蓋廣義的公共服務和公益活動。
這三句話也同時澄清了政府與市場兩隻手的協調配合。市場是決定性的作用，比以往提的基礎性作用更進一步，凡是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一律采用市場。同時經濟社會活動由地方基層更方便有效執行，一律下放管理。后者相近於歐盟行政空間組織的Subsidiarity原則。這兩個原則便是今后中國整體社會發展的組織原則。在這中間并未否定中央政府或政府總體的作用。在宏觀政策外，政府還負責關系國家安全、生態安全、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換言之，這些範疇不能用企業或市場經營原則來管理。
反貪腐還是重心
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包括眾多領域的具體政策或制度改革或轉變，涉及範圍極廣。但同時提議出來的改革只是目前可即時推行或籌劃的，還有其他更多的會陸續增添。決定所提的具體措施大部分是對現有體制的全面檢討找出不合適或不足地方，將之修改，不分輕重次序，而是全部全面推行。這就好像反貪腐運動中，老虎蒼蠅一齊打、有錯必糾，不管大小。
在執行方面，反貪腐還是重心，目的是迫使政府各級官員和民間要依法施行和依法守法。具體方法不少，可見對改革執行重要性的重視。
其中尤其突出的有二項：一是擴大中央紀律委員會的權責：向中央黨政機關派駐紀檢機關，及對地方政府、中央部門、企業事業單位由中央與省紀委實行全覆蓋的巡視制度。相近於歷史上的巡按、御史制度。同時加強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工作的監督，防止同級黨委與紀委同流合污。
二是開始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司法制度脫離同級黨的控制，增強司法的獨立性。
從上述的大框架內容可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比科學發展觀更有系統、更全面，由此開啟今后相信不單只是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改革與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陳文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