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的三中全會后，香港和內地股市的保險股都明顯跑贏大市。一般的說法是：一胎化松綁、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等，有利於促進養老險和健康險的發展；土地、戶籍、醫療等改革有助於推動內需，增加消費者對保險的需求。
「基礎」與「決定」
然而，眾多利好理由的背后，其實歸諸於一個關鍵詞的改變：從「基礎」到「決定」。
早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指導綱領，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的提法一直延續下來。
21年后的今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中，關於市場的提法有了根本改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誠然，把市場的「基礎」作用，提升到「決定」作用，是三中全會的一大亮點。
提供基本服務
例如，在社會保障、天災救助方面，政府只能提供基礎公共服務。人們的生老病死、企業的風險管理，要做到完善規劃，就必須更大程度仰賴市場的力量，保險業的重要性因此不言可喻。而保險業內的利率、費率、投資渠道等的市場化深化改革，都是讓保險業更好地發揮功能，實現更高層次的協調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目標，而不僅是為了保險業自身的做大做強而已。市場在經濟社會扮演更重大的角色，并不意味着政府的角色弱化。固然，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然而，金融海嘯的經驗也說明，貪婪動機造成的道德風險，可能引發市場失靈，釀成系統性風險。聯儲局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危機后認錯，承認相信市場的自我監管的力量，完全是過度樂觀。 彌補市場失靈
因此，文件中提到政府的主要職責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特別也將「市場失靈」的概念放進來。人性自私、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可能造成公司的破產、股東的損失、勞力的剝削、環保的災難……政府在維護消費者權益、監管系統風險與業界償付能力的責任，必須隨着行業的創新而與時俱進。
內地改革開放30年，金融業三大支柱的其中兩項（銀行、證券）都已經發展迅速，在全世界的規模排名，大約與中國經濟實力排名相匹配的地位。唯獨保險業，發展仍相對緩慢。雖然中國GDP總量已經遠遠超過日本，但保險業總保費仍僅及日本的三分之一強，也仍僅及於英國（GDP總量排名世界第六）的三分之二強。
在政府與市場的角色配合中，讓保險充分作為風險管理的緩冲劑，讓市場力量更好地發揮資源配置的效率，相信保險市場會有更可觀的作為，也難怪近期保險股的集體表現，反映了這種長期樂觀的利好格局。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葉家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