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訪中，尽管吳惠芳始終強調，對於華西村的具體情况并不了解，但我們還是不由地將永聯村和華西村的模式聯想到一起。同樣是帶領村民致富、同樣是集體企業起家，兩家的改制模式卻不盡相同，華西村依舊保持百分之百的集體經濟，永聯村則在改制的基礎上保留了一定量的集體經濟。但無論如何，兩村的企業都相當有活力，兩家村民都過上了相對富裕的日子。相比之下，永聯模式使集體經濟改制不再是簡單的一刀切，改完的有活力，沒改完的一樣有活力。這種改制充分保證了集體村民的利益，更能體現相關經濟政策的初衷。并且，這種兼顧到集體與私人雙重利益的模式似乎風
險隱患都小得多。筆者認為，在村企合一的運作模式下，永聯的經驗是在處理村企關系上逐步建立起一系列明確的準則，避免村干部和村宗族勢力干預企業的運作，企業內部確立起了權責明確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建立了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將村企之間微妙的產權與分配關系制度化。永聯的發展證明，市場化的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消除集體經濟，蘇南模式也并不一定全向私營經濟靠攏，農村集體股份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具有重要作用。而對於村辦企業改制而言，確定合理的村與企的邊界似乎更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