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發展農村經濟和實現農民的全面小康？「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四化同步」的明確路徑，即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地處江蘇蘇州張家港市東北角的永聯村，35年來由一個蘆葦灘涂小村，躍升為如今的「蘇州首富村」。永聯村的發展歷程，恰好吻合了「四化同步」道路，并驗證了這一道路正確性。
作為「蘇南模式」的創新，永聯村早在村企改制之際就為村民保留了25%的股份，為日后的城鎮化提供了牢固的機制保障和穩定的資金來源。「永聯模式」對於內地其他地區的城鎮化是否具有可复制性？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又如何體現？本報記者就此專訪了永聯村黨委副書記吳惠芳。香港商報記者 杜林 顧安安
城鎮化必須有工業載體
記者：在您看來，農村城鎮化是否必須要有工業作為支撐？都工業化了，農業怎麼辦？
吳惠芳：永聯的城鎮化有個基本規律，即工業化和產業化是城鎮化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否則不可持續，沒有工業化的城鎮化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從普遍意義上看，工業化對城鎮化發揮了兩個重要的功能性作用。第一，工業化提供城鎮化必須的資金，承載城鎮化后喪失土地和勞動能力的農民的社會保障；第二，工業化為城鎮化的人口提供了就業崗位，讓農民依附於基本的制造業。農村要致富，就要讓更少的農民種更多的地。如何做到這點？更多的農民干啥去？不工業化怎麼辦？如果永聯沒有工業經濟的支撐和積累，哪里來這15億改善村民住房？
回頭看永聯走過的路程，核心的就是工業化、產業化的過程，但是能真正發展好也并不是這麼簡單的。對於企業來說，最重要的是產權必須清晰。多年來，永鋼集團一直朝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發展，永鋼的股份制，產權十分清晰，財務方面的透明度也非常高，無論普通村民也好、經營管理層的干部也好，都很清楚公司賺了多少錢，村集體能分多少錢。
永聯模式是否可持續？
記者：在國內鋼鐵行業普遍不景氣的背景下，永鋼集團未來發展是否可持續？萬一鋼廠虧損或更換了領導層，永聯村怎麼辦？
吳惠芳：農民希望每年的分紅都增加，不會因為企業遭遇經營困境而願意降低分紅。永鋼集團是目前少數仍然保持盈利的鋼企，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鋼鐵產能過剩的影響，目前正在尋求產業轉型。
目前，集團是冶金、重工、物流、建設、旅游和金融投資六大板塊互相協調發展。從數據上看，雖然今年與去年的利潤相當，但構成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尽管來自鋼鐵的利潤下降，但來自其他板塊的利潤增加了，所以總量不少。建設板塊和金融投資板塊發展得比較好，建設集團今年的銷售收入18億，利潤1.2個億，鋼材出口貿易板塊也做得不錯。
另外，永聯村是絕對的，但企業是相對的。永鋼集團未來是不是一定要姓吳？企業的屬性是不是一定還是鋼？我看都未必。核心的問題是，只要這25%的集體股份永遠保留下去，永聯是一定可持續發展的，沒必要去糾纏是誰當家。永聯是土地、資產和資本為紐帶的經濟聯合體，集體經濟的邊界和產權都是清晰的，并且實行嚴格的制度化管理，這是永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
永聯模式是否可复制？
記者：永聯村通過大量興建實體工業，帶動了財富的不斷積累，實現了就地城鎮化。在您看來，這種發展模式對於其他地區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吳惠芳：永聯的城鎮化能否复制？我認為有3個不可复制和3個可复制。第一，吳棟材書記的個體情况不可复制，但是他35年如一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富甲一方的責任感、人品精神和工作作風是可以复制的。
第二，辦鋼廠是歷史機遇，是長期優勢形成的，永鋼集團經濟實力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永聯村發展集體經濟的模式和機制是可复制的。過去永聯是以土地為紐帶的集體經濟形式，現在是創新了蘇南模式，以資本為紐帶的集體經濟形式。具體而言，就是把集體的土地和資產有效地轉化成資本，再讓集體資本成為集體股份，讓每個村民都成為「股東」，共享發展成果，這是永聯致富的核心經驗。很可惜的是，很多地方讓大資本一次性進來，買斷了農民的資產和資源，讓農村失去了后續發展的餘地，甚至有的掠奪了資源后，留下了污染，讓農村發展不可持續。
我認為，讓村集體的土地和資產資本化，資本股份化，這條經驗是可复制的。但是這一模式對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與財政實力要求較高，經濟落后地區可能難以簡單复制。
第三，永聯村的建設規模是不可复制的，但永聯「新農村」模式是可复制的。新農村建設應該包含六個化：一是居住方式的城鎮化，二是農業的產業化，三是就業方式的多樣化，四是農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五是農村管理的規範化，六是收入方式的多元化。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農民要有鈔票花。
不徹底的改制 集體保留25%
香港商報記者（以下簡稱「記者」）：在蘇南地區集體企業改制過程中，永聯村即沒有完全轉型為民營企業，也沒有繼續保留純集體性質的改制。這種在外界看來并不徹底的集體經濟改制，卻使永聯村保持了很高的經濟活力。小吳書記，您有沒有料到當初的選擇在今天所產生的巨大效益？
吳惠芳：1984年，永聯村自籌資金30萬辦軋鋼廠，成立了全資村辦企。1997年之前，永鋼是100%的純集體企業，企業所有權全部歸村集體。
1997年底，在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相互激盪的過程中，蘇南模式向溫州模式「投降」，進行了第一次企業改制，當時的永鋼經濟總量大約6個億左右，净資產1.43億，規模已經很大了，盤子越大越不好改，也越不容易改到位。
6個億的資金讓管理層來收購，幾乎所有人都拿不出錢來。后來就確定了先改制25%，集體經濟占75%，以管理層為主的自然人占25%的股權比例，永鋼也轉制成立了股份制公司。這次改制后，企業不斷發展，企業分紅等收入也逐年增加。
2001年底到2002年初，永鋼進行了第二次改制，集體股份和民營股份各占到了50%。2002年底到2003年初，進行了第三次改制，集體股權減少到25%，民營股權則上升到75%，并由此定格下來，改制沒有再繼續進行下去，因此也被外界稱為「不徹底的」集體企業改制。
永聯模式造福全民
記者：當時蘇南地區很多比永鋼規模還大的企業也都完全轉制了，集體股份紛紛全面退出，永鋼卻堅持不全改，你們為什麼要保留25%的集體股份？
吳惠芳：本來在第三次改制中，有關部門也要求永鋼一步到位，全部改制完，但吳棟材書記堅決不同意。他認為，企業經過前兩次改制之后，管理層實際上已經不在乎錢多錢少，最大的問題是那些村集體的農民。考慮到徵用農村這麼多土地，而村里又有這麼多人口，如果不留一點集體經濟實力，光憑轉制以后剩下來的幾個億資產，恐怕永聯村很難發展。
吳棟材書記認為，永鋼集團是農民共同致富的載體，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造不能隔斷與農民之間的聯繫，所以他堅持給農民保留了25%的集體股份，保證了村集體每年可從企業盈利中分得巨額紅利。后來一些專家指出，永聯村通過這種「不徹底的」改制，給集體保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實際上是非常好的模式，甚至有人提出了「永聯模式」這個概念。
這25%帶來了很多好處，由於永聯村一直享受永鋼集團25%的集體股份分紅，并且每年保證村集體可支配收入超過8000萬元。
我們憑藉永聯雄厚的集體經濟基礎，自籌資金15個億，拆建田間地頭3600多戶，平地建立了一座現代化的永聯小鎮，農民享受到了城鎮化的生活環境和條件。農轉非后，4000多農民的身份發生了變化，就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職業。永聯村民的收入也連年增長，去年人均收入28766元，人均分紅7000多元。
第一鋼村的現代化樣本
記者：永聯村被外界認為是現代化農村建設的典型，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為什麼這麼說？
吳惠芳：永聯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始於2006年。當年永聯村開展了土地增減挂鉤試點工作，合併了周圍的5個行政村，復墾出宅基地1144畝，600畝用於村民集中居住，投資15億元建設了建築規模為80萬平方米的永聯小鎮，98%村民入住。剩下的540畝土地用於發展壯大永鋼工業。
拆遷併居按照「拆歸拆、分歸分」的原則，拆遷時對村民原有住房的面積、裝修以及宅基地上的附著物進行清算補償。分配房屋時實行一戶一房，平均面積140平方米，平均成本價為1600元/平方米，而村民只需付500元/平方米。
農民上了樓，再讓他們去種地不現實，迫使農業必須規模化、集約化。我們采取的辦法是，以每年1300元/畝的價格，把農民手中的承包經營權流轉到村經濟合作社，由合作社進行市場化、規模化經營和管理。從土地轉移出來的農民，實現就地城鎮化，離土不離鄉，參與多樣化就業，一部分到永鋼集團就業，一部分在村集體投資建設的小型標準廠房創業建廠，一部分經勞務公司培訓后安排到綠化維護等崗位，還有一部分年紀大的農民，安排到了永聯村為發展鄉村旅游而建設的農耕文化園工作。
在全國60萬個行政村中，永聯村的經濟總量排前三、上繳稅收排前二。永聯和其他村的一個很大區別，在於基層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設。基層民主在永聯體現得很明顯，村民議事會經常召開，議事廳充分彰顯了基層民主，再比如村里建立了18個愛心互助點，使志願服務常態化。
此外，永聯的信息化建設走在全國前列。實現農村現代化是地區現代化的首要條件，現代化的核心第一是人的素質，二是信息化。城市的信息化不复雜，但農村的信息化很難。家家有電腦，戶戶能上網的目標在農村未必落實，但在永聯實現了。我們還建立了一卡通系統，人手一張，用於工資結算，獎金發放，福利分配。各種數據在卡上均可顯示，比如家庭文明情况、人口結構、拆遷狀况、老年人健康檔案等，同時還可用於繳費。目前，我們在數字永聯的基礎上，正在籌劃構建「智慧永聯」。
以制度廓清村企邊界
在采訪中，尽管吳惠芳始終強調，對於華西村的具體情况并不了解，但我們還是不由地將永聯村和華西村的模式聯想到一起。同樣是帶領村民致富、同樣是集體企業起家，兩家的改制模式卻不盡相同，華西村依舊保持百分之百的集體經濟，永聯村則在改制的基礎上保留了一定量的集體經濟。但無論如何，兩村的企業都相當有活力，兩家村民都過上了相對富裕的日子。
相比之下，永聯模式使集體經濟改制不再是簡單的一刀切，改完的有活力，沒改完的一樣有活力。這種改制充分保證了集體村民的利益，更能體現相關經濟政策的初衷。并且，這種兼顧到集體與私人雙重利益的模式似乎風險隱患都小得多。
筆者認為，在村企合一的運作模式下，永聯的經驗是在處理村企關系上逐步建立起一系列明確的準則，避免村干部和村宗族勢力干預企業的運作，企業內部確立起了權責明確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建立了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將村企之間微妙的產權與分配關系制度化。
永聯的發展證明，市場化的改革并不意味著要消除集體經濟，蘇南模式也并不一定全向私營經濟靠攏，農村集體股份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具有重要作用。而對於村辦企業改制而言，確定合理的村與企的邊界似乎更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