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紀末，漳州月港對外貿易悄然興起，其后的約200年間，月港一度成了「閩南大都會」，并成為閩南文化向海外傳播的重要通道。月港輝煌的歷史不僅奠定了漳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漳州海商視大海為舞台、以世界為市場，過台灣、下南洋、闖東洋、泛西洋，開辟了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維持最久的一條貿易航線。順應時勢，漳州「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正逢其時。漳州人愛拼敢贏、勇於擔當、銳意開拓的「海絲」精神將為今天中國打造21世紀新海上絲綢之路帶來深刻啟示。
月港興起於海禁 漳州填海絲空白
漳州的海上絲綢之路萌牙於漢唐，發展於宋元，興盛於明清。明中葉后以漳州人為主的閩南海商成為中堅力量，主動融入大航海時代的貿易共榮圈，開創漳州在世界海洋文明中的輝煌歷史。
漳州市地處中國東南沿海，海岸線漫長，氣候溫和，海灣眾多，具有得天獨厚的航運條件。明代初年，政府長期實行海禁政策，禁止外國商人隨意來華貿易，也禁止中國商人自由出海經商。中國沿海民眾為了生存，不得不以「走私」的形式冒險出海，同時千方百計地尋找「海禁」的薄弱環節，以建立外貿基地。政府管制比較松弛的漳州月港，因此而悄然發展成私人海外貿易的聚居點，并且於隆慶元年（1567）獲得了官方的認可，成為當時政府批准唯一合法的民間海外貿易港口。
當時月港擁有18條往東西洋的航線，與東南亞、南亞和東北亞等47個國家和地區有直接貿易往來，是中國東南沿海對外交通貿易中心和當時從中國經呂宋馬尼拉至美洲阿卡普爾科的「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啟航港。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時空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隨著月港的繁榮興盛，漳州窯應運而生，外銷的漳州窯瓷器倍受青睞，以「月港」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在明清時期已漸變為「海上陶瓷之路」。迄今為止，中國乃至世界很多國家的博物館都收藏有漳州窯瓷器。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衰退時期最為繁榮的港口地區，漳州明清海洋貿易承上啟下，以其優越的地理區位、特殊的民間港口貿易形式、豐富精美的貿易輸出商品、以及對當代海運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的海商人物代表，以「月港」為中心的漳州海外貿易成為16世紀后期至17世紀中葉，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海外交通貿易的中心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啟航港，參與了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最初的直接接觸，在中國和世界海洋貿易交往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扮演著不可缺失的角色，填補了「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歷程的空白。
哺育海絲人才 漳州成就非凡
大約在13世紀，漳州商船開始在亞洲水域游弋，從15世紀到17世紀上半葉，實力強大的漳州商人集團崛起并走向全盛，一度成為華商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其海外影響力波及至今。漳州商人闖蕩南洋，東渡台灣，走向世界，盡顯風騷數百年，對於一個長期奉行閉關鎖國的老舊帝國而言，漳州商人無疑是那個時代最具世界眼光的一群人。
隨著月港的興起，明清時期漳州涌現了許多有影響、有作為的航海家、海商和海史研究專家，這也是「漳州海絲」的一個顯著特點。比如明朝五次追隨鄭和、后率隊七下西洋的王景弘，最早開發澳門的海商嚴啟盛，最早組織3000人移居墾殖台灣的「開台王」顏思齊，十八世紀世界首富、清朝廣州十三行首任商總潘振承，在海外首位受封爵王的吳讓，開創中國最早民間僑批、擁有32個跨國分局的天一總局創辦人郭有品，獨執東南亞航運業之牛耳而睥睨世界航運界、新加坡集航工商於一體的華僑巨擎林秉祥，支持抗法的台灣首富林維源，清朝十三行重要行商潘有量、葉上林、潘長耀、謝嘉梧、潘正威、潘仕成等。還有官至明王朝南京戶部尚書的「海絲」代表人物潘榮，率400多人的使團，駕船七晝夜到達疏球國，渝祭故王尚泰久，冊封王子尚德為中山王，并寫下《中山八景記》。理學家陳淳、史學家《東西洋考》作者張燮、《台灣通史》作者連橫，這些海商及海史專家成為中國與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月港開創中國白銀時代
從地位上看，月港首開民間海外貿易先河。從隆慶元年（1567年）至崇禎五年（1632年），漳州月港是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對外貿易港口，也是中國第一個民間貿易港口，填補了「海絲」的空白。并且是以合法的民間貿易港的身份位居名港之列。它結束了明前期維持近200年的朝貢貿易，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貿易得以迅速地發展起來，冲擊了持續1000多年的以官方壟斷為主的海外貿易，使中國海外交通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時期，在中國海外交通史和世界貿易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從時間上看，漳州月港是承上啟下的過渡性港口。閩南地區的對外貿易港口主要有三大變化：宋元時期的泉州港、明代的月港、清代的廈門港。
月港歷史雖短，但在長達千年的歷史變遷中，它上承宋元時期的泉州港，下啟清朝中后期的廈門港，成為了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重要港口。從地理上看，沿海貿易空間不可或缺。漳州處於上接東海和黃海，下連南海的重要位置，處於中國「海絲」的中南部。漳州海商北上貿易到達琉球、日本、朝鮮，南下貿易到東南亞各國，并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西歐殖民國家進行環球貿易。
龍海市社科聯主席江智猛表示，月港的成就為中國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準備了條件和奠定了基礎，改變了中國貨幣市場。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國家從美洲掠奪數萬億兩白銀與漳州海商進行貿易，從月港輸入中國，這些番銀開創了中國的白銀時代，解決國內貴金屬短缺問題，從此白銀就主導了東南亞貿易市場，加速了明朝國內貨幣經濟的轉化，使白銀逐漸變成中國市場的主要流通貨幣，影響了中國貨幣市場。
克拉克瓷見證海絲輝煌
伴隨著月港興起，中國陶瓷、絲綢、茶葉等物資通過這里源源不斷輸送到世界各地，漳州月港成為明王朝的「天子金庫」，亦成為了當時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武夷山「小種紅茶」、閩粵烏龍茶也通過月港出口，今天歐美地區將茶叫成「tea」，是根據當時漳州話發音的而演變來的；各式各樣的平和「青花瓷」，如瓷盤、瓷杯、瓷罐通過「克拉克」號商船運到歐洲，因此平和「青花瓷」學術界稱之為「克拉克瓷」，平和生產出口的瓷杯是最早通行世界的茶杯。
數十年研究、開發和生產克拉克瓷的傳奇人物林俊對記者講述了克拉克瓷的歷史。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俘獲一艘裝有10萬件中國青花瓷的葡萄牙商船「克拉克號」，在次年阿姆斯特丹拍賣會上，這批青花瓷成了法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及歐洲權貴競相追逐的目標。由於產地不明，這批構圖對稱、風格寫意的青花瓷被命名為「克拉克瓷」，葡萄牙、荷蘭、德國、英國、波斯紛紛仿制這種產品。克拉克瓷在世界各地沉船考古挖掘中仍然有大量歷史遺存。直到20世紀90年代，克拉克瓷原產地才被證實為漳州的平和縣。
林俊表示，「克拉克瓷是漳州窯的代表，它的底部粘沙、裝飾風格有明顯的中西文化交融印記。」為了復活已失傳近4個世紀的克拉克瓷燒制工藝，林俊還多方籌資，在2008 年創辦了克拉克瓷研究所，當年10月，通過林俊與陶藝老師傅手工拉坯、人工控制窯爐溫度，第一批仿制克拉克瓷終於燒制成功。
林俊說，克拉克瓷的復活不僅是一項古老技藝的重現，更重要的是透過精美的瓷器，可以讓世界看到背后漳州海絲的輝煌歷史。相信通過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克拉克瓷將迎來一個良好的推廣契機。
海絲申遺正逢其時
打好「海絲月港」這張聞名世界的王牌，弘揚古月港歷史文化，對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著非凡意義。漳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所長張長水表示，漳州「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正逢其時，順應時勢，著眼於海洋與東南亞及台灣地區，服務於國家建設「海洋強國」與發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宏偉藍圖，漳州不懈努力，不辱使命。近年來，漳州市提出「依港立市興市」和「建設富美生態之城」的發展戰略，從經濟形態與文化生態方面努力提升社會全面綜合效應，同時，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文化產業、旅游事業，培植復活「克拉克瓷」的產品研發、生產。下一步，將加強研究，加大投入，做好文化遺產的保護，并將「海絲遺蹟」與「福建土樓」世界文化遺產共同打造成漳州旅游「山海經」線路品牌，不斷增強作為海絲申遺城市的魅力與影響力。
龍海市社科聯主席江智猛表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僅傳承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和平友好、互利共贏的價值理念，而且注入新的時代內容，合作層次更高，覆蓋範圍更廣，參與國家更多，將串起連通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的市場鏈。通過向東南亞地區擴大開放，中國同周邊特別是海洋地區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得以加強，既是弘揚中華文明實現「中國夢」的魅力與內涵，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基礎。
他認為，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原則上應先近后遠，目前著力於東南亞，并以經濟合作機制為主，積極探索打造重大戰略支點。過去的漳州海絲對於中國的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特別是海上貿易擴展和對外文化交流產生深刻而重大影響，使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僱傭關系，開辟了中國大航海時代，并開啟了中國的白銀時代。打造「漳州海絲」品牌，申遺則是重要的一步棋，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棋。通過申遺，可以使漳州參與國內、國際更多交流合作，可以同周邊特別是海洋地區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得以加強，可以弘揚漳州海商精神，使漳州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有新的思路、新的作為、新的發展；將來漳州海絲可以與「海絲城市」聯合打造「新絲路」，通過與九城市的聯合申遺，實現經濟同步、文化同融、市場同接，并與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串通銜接。從而掀起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宏大經濟願景，既是弘揚中華文明，也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途徑。蔡易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