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虎接連落馬 去年反腐碩果累累
中國防腐建制可期
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央集體上任以來，即刻將反腐工作提高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在「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高壓態勢之下，多隻「大老虎」應聲落馬，而「蒼蠅」更是不計其數，高壓反腐的態勢至今未有衰竭。「兩會」前夕又有14隻軍隊「老虎」落馬，從高層的表態可知，未來高壓反腐仍將是常態，而反腐制度的建設，也不會停歇。
學者認為，本屆中央集體的反腐斗爭到目前為止可謂成果豐碩，在反腐長效機制的建設方面亦有所進步。然而，比反腐更重要的在於建立長效「防腐」機制。一個健全的社會體系，自身應有完全的「防腐」功能。即要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各個層面，都有完善的常規制度，用以「防腐」及糾錯。目前，中國在這一方面仍有缺失，如果不及時填充這些制度的漏洞，反腐斗爭就難以取得持續的勝利。不過，中央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不少領域的制度中，開始堵漏洞，添磚瓦，讓監管的法律「長牙」。未來的反腐工作仍有很多看點。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長效反腐
應全面改良社會系統
毫無疑問，中國民間普遍都對中央大力反腐、狠抓廉政建設拍手稱快。特別是周永康案公布后，輿論中出現了從把反腐視為「一陣風」到視為「動真格了」的重大轉折，中國共產黨在公眾中的形象顯著改善。
人們對於「打老虎能否進行到底」，「眾多蒼蠅能否被拍住」，能否在治標的基礎上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既有普遍的期待，也有普遍的疑慮。期望、觀望者眾多，堅信一定能成功、或者一定會失敗者相對較少些。
王占陽認為，然而，比反腐更重要的「防腐」卻不是靠幾個形式上的制度就可成功的。一個健全的社會體系，自身應有完全的「防腐」功能。即要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各個層面，都有完善的常規制度，用以「防腐」及糾錯。
反腐工作中，僅僅依靠反腐敗的立法、黨內制度來推進是不夠的。真正要全面控制腐敗，應該依靠的是改良整個社會政治系統、法治系統和經濟系統，建立有效的常規性制度，覆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
他舉例說，比如不動產登記制度，實際上這是一個管理稅收的基礎性制度。以前，在沒有這個制度的時候，產生的問題不僅僅影響到稅收，而且還滋生了腐敗，使得一些腐敗分子占有了大量的房產，并將之隱匿。中國就是在大量的，類似不動產登記制度這種基礎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形成了大量腐敗尋租空間。所以，只有在基於全面的、多方面的制度建設基礎上，才能逐漸編織出有效地反腐敗制度網絡。這個網絡實際上就是能夠使社會正常運作的網絡，如果一個社會能夠正常運作，便不至於腐敗蔓延。
令人欣喜的是，在十八大以后，中央確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簡政放權的基礎上，完善了一些法律法規，也在一些方面建立起了基礎性的制度，減少了尋租空間，社會朝著正常運作的方向發展。王占陽說，簡政放權就是減少權力尋租的典型。在經濟上，簡政放權關乎建設市場經濟，在政治上簡政放權也有非凡的意義。所以，每一項制度都是有多面的功能的，反腐并不能單單只看是否建立某項「反腐制度」，而是看整個社會體系是否存在漏洞，繼而完善整個社會體系的建設。
零容忍全覆蓋 反腐高潮迭起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履新后不久就公開表示：「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要清醒地看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反腐敗斗爭要讓人民群眾感到越來越有力度，越來越實在。」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以零容忍、全覆蓋、無禁區、不封頂、不設限、無例外的原則，持續的高壓反腐，對腐敗分子形成了利劍高懸、壓力常在的態勢。2014年，可說是具有反腐里程碑意義的一年。蘇榮、徐才厚、周永康等一隻隻「大老虎」應聲落地，使反腐斗爭出現了一次高潮。
據不完全統計，兩年多的時間，中共中央已決定立案審查的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就已經達到84人，其中2014年立案查處54人，已經移交司法機關38人。據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數據，2014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的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是3.9萬件，涉及5.7萬人，同比分別上升11.9%和10.1%。其中審結3.1萬件，判處罪犯4.4萬人，同比分別上升6.7%和5.2%。罪犯當中廳局級以上的90人，縣處級的666人，範圍涉及黨政軍、人大、政協、國企等多個領域。除國內的高壓反腐，海外的「獵狐」行動也成果豐碩。
除了強化與有關國家、地區的司法協助和執法合作，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外，去年7月，公安部啟動「獵狐2014」行動。4個多月后，先后從美國、加拿大等56個國家和地區抓獲海外在逃人員288名。
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3月2日在回答有關反腐風暴問題時的表態，「在反腐斗爭中，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更是讓外界見識到了本屆政府的反腐決心，反腐沒有終點站。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王占陽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從去年來看，可以做出一個基本判斷，即反腐成果是顯著的，人們也有目共睹。然而，目前的反腐斗爭仍在膠著狀態，還沒有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后面還將會有新的高潮。
紀委改革 打破地方山頭政治
十八大之后，省級紀委官員的選任已有中紀委「空降」、地區間异地調動、從紀檢體制外選任等多種形式，極大地改變了各地方政府「官官相護」的問題。分析人士稱，在中央打「老虎」保持高壓態勢的情况下，地方打「蒼蠅」也進入了提速期。
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王文章副教授說，此前地方紀委書記由於長時間在一地任職，在查辦當地一些重大腐敗案件時或迫於領導架構，或礙於同僚面子，常常有所顧忌，難以突破「關系網」、「人情網」的困擾。一些地方大案要案的徹底查辦，多數需中紀委直接介入。
北京大學廉政中心主任李成言認為，目前紀委監督體系仍存在「上緊下松」的問題，即中央及省級紀委監督權威性較大，且具有相對超脫性，而越是到地方紀委，尤其是基層紀委，其監督權存在相對弱化的趨勢，基層紀委的監督辦案工作受限性要明顯高於上級紀委。
2014年，多省紀委書記由中央或外地「空降」，地方紀委書記不再擔任省（市）委副書記、改任常委等新聞頻頻進入民眾的視野時，引來了一片叫好之聲。王文章分析，此舉最直接的效應便是「人際隔離」，有利於地方紀委書記「獨立觀察思考」、「獨立決策斷案」，免去人事人情干擾。
另一方面，地方紀委的改革也在穩步進行當中。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曾刊發中國紀檢監察雜誌的文章《2015年紀律檢查體制改革重點推進哪些工作》。文章指出，今年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將下大氣力落實「兩個責任」，實現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全覆蓋，進一步加強巡視工作，同時將改革和完善各級反腐敗協調小組的職能，制定關於加強和改進省級黨委反腐敗協調小組工作的意見。李成言認為，地方紀委的反腐體制改革如果順利，對於反腐工作的推進是巨大的。
王文章表示，隨著紀委改革和地方紀委書記調整，2015年各個地方紀委在反腐力度、強度、速度上較以往都會有更大的提升，反腐將大有作為。
治本前提 用好巡視利劍
中央巡視組，可謂是本屆政府最為倚重的「反腐利劍」，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要求中央巡視組落實監督責任，敢於碰硬，發揮震懾力，遏制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
在目前尚不完善的社會體系下，中央巡視制度這種古老的制度，又活躍在了中國的政治舞台。王占陽認為，中央巡視制度是一個人治的制度，但這并不意味著與法治社會相矛盾。從目前來看，中央巡視組扮演著社會的糾錯功能，可說是一把反腐利劍。但是長遠來看，是不是著重依靠這個就能解決腐敗問題，還值得商榷。在王占陽看來，中央巡視制度，只能是在社會發展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得不啟用的武器。
在民主與法治的體系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人治的手段也是必要的。如果民主與法治的體系建立起來了，社會各個層面的法律法規完善了，這種制度也就可以退出歷史舞台了。一個完善的社會體系，擁有自我净化的社會功能，而不是總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強力反腐才能净化，這才是一個可靠的社會狀態。現在中國的制度體系還遠遠沒達到這種程度，在這種情况下，把中央巡視制度強調起來、發揮起來，是有積極意義的。就像之前說的，一個成熟的社會，日常的法律體系、經濟體系、稅收體系，都存在防腐機制。用好「巡視」利劍治標，是為治本贏得時間。
權力進籠 民主法治上位
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強調，要把權力關在籠子里。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更是親自加入「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這一句話。凸顯了中國政府對於限制權力、構建合理社會制度的高度重視。王占陽認為，由於中央巡視組帶來的巨大威懾力，地方政府在使用權力之時確實比以前多了一分顧忌。不過，現在仍處於人治反腐階段，為權力而編織的籠子，都是「新權威主義」的籠子。這種籠子，仍然只是自上而下的約束，權威的最頂端，仍然不受約束，這是目前「把權力關在籠子里」不穩定的關鍵。
要真正實現把「權力關進籠子」，就要把政府的工作全面納入法治軌道的目標，清楚地認識到權力來源於每個公民。政府的權力源自法律的授權，不能私相授受。沒有法律明確的授權，政府不得自行設定自己的權力，讓所有的權力在法律的框架內運行。此外，要建立政府重大決策合法性的論證機制，保障政府重大決策符合法律規定；還要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
因此，王占陽認為「新權威主義」的籠子必須在將來轉變為民主法治的籠子。在目前來說，民主制度尚不完善，而在民主制度完善之前，也不能不對權力做任何限制，這就需要自上而下的權威來建構權力限制的體系，這是借鑒新加坡的做法。自上而下的約束，自然就是約束地方權力較多，約束權力頂端較少。這就需要權力頂端的自律，幸運的是，本屆政府的高層領導用周永康和徐才厚的倒台，證明了自己的自律。
并且，王占陽表示，本屆政府在自律的同時，也不忘制度建設。例如官員財產登記制度、不動產登記制度，以及金融改革的一些內容，都可以看作是官員財產公開的前置步奏。現在可以說已經可以看到財產公開的影子了。另外，在政府信息公開方面，中國也邁出了前進的一步。
健全法制 反腐更有約束力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指出：「要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2014年，法治反腐也變得越來越接近現實。
王占陽表示，法治反腐首先關乎到立法。十八大以來，中央在立法上作出了不少修正。比如說，就在近日有消息稱要出台新版本的環境保護法，據說變得更加嚴厲。此前，環境保護法多以罰款為主，相當於沒有牙的老虎，缺少約束力。這就給了環保部門官員很大的尋租空間。當法律有了「牙齒」，才能有約束力，所以在立法時就能注意到約束力的問題，未來運作中出現腐敗的幾率就會減少。目前，中國有相當一部分法律，缺少約束力，部門立法，留下了很多尋租的空間，甚至設置了很多尋租機會。所以，法治反腐，首先是立法問題。
然后就是執法反腐。王占陽說，執法反腐涉及到整個執法體系能否獨立運作。這不是以某一件事情就能做到，而是關系到整個體系能否正常運作，如果執法的背后都是領導說了算，那麼這套體系也就失靈了。反過來說，如果司法體系能夠正常運作，也就不存在腐敗問題了。
王占陽總結，中國之所以腐敗頻發，就是因為社會體系不健全，不能正常運作。建立長效的反腐機制不單單在反腐敗，而在建立一種具有嚴肅性、穩定性的社會體系，在朝在野的人都不能隨便破壞，這才是反腐斗爭最終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