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硬著陸」真相調查（中）
獨立審貸穩金融秩序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任總理朱鎔基為整治金融亂象，用了8年時間才讓國債利率水平從世界罕見的年息15%降至1.5%。重建金融秩序后，鐵腕總理將眼中的銀行業健康穩定看成國家的命根，堅決啟動銀行業壞賬剝離及上市，地方政府和中央其它部委被告誡不可以干預商業銀行的獨立運營。但是，中國銀行業世紀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業改革，在溫州危機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徹底性。政企分開所要求的檢視現行政策的獨立意識，新型審慎的信貸文化、一線機構的預警功能和危機處置能力都尚待完善。香港商報記者 齐晓彤
銀行須自下而上改革
本世紀初，自上而下的財務重組和壞賬剝離使銀行業的財務狀况迅速改良，甚至讓宇宙大行上市不到一年，市值就超越發達國家銀行一百年的經營成果，但是中國銀行業基業長青最需要的獨立審貸精神、貸款責任終身認定的機制安排、風險控制基本原則，并沒有在動盪的市場環境和大政府主導經濟的現行體制內，得到持久深入貫徹。2008年中央政府強力刺激政策出台，這些基本原則統統被擱置一旁，商業銀行在與刺激政策的互動中徹底迷失了。
盲目樂觀遺忘風險
溫州市政府多年奉行小政府和不干預市場的政策，銀行業不會遭受地方行政因素干擾，而溫州民營資本跨省、跨國的一次次冒險，雖然成敗參半，但是企業主們多年來對銀行業的負債一向有借有還，2010年的0.38%的不良率創下全中國幾乎最低紀錄。信用環境如此優良，讓銀行業堅信不疑溫州是市場經濟的理想之國，這里創業打拼得有些規模的企業主，人人有望成為中國未來的喬布斯。
據浙江省銀監局副局長傅平江回憶起2010年的情形說：「當時溫州銀行數量蠻多了，還是接二連三有銀行託關系、想方設法提出申請要在溫州開業，大家都很樂觀，實際上很多人對經濟周期的波動缺乏經驗，只想到溫州設立機構賺錢很容易，沒有認真考慮過背后會有哪些風險，對市場的嚴酷性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盲目樂觀使得包括溫州在內的江浙兩省成為2008年底的「四萬億」刺激政策信貸資源傾斜力度最大的地區，那一年全中國的信貸投放增量相當於過往10年的總和，最終投放超過10萬億。溫州地區2009年、2010年的貸款增量分別都達到了1000億，但是2009年溫州GDP只增加了100億，也就是說溫州的投入產出比10：1，如此強烈的預警信號被漠視，實體經濟錯過了一次由市場主導的優勝劣汰的機會，企業的負債水平急劇升高，準確的說是背負銀行債務升高過快，在隨后而來信貸收縮中率先爆煲，溫州當地銀監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前8月中小企業抽貸規模將近400億，9月出現企業主跑路潮，10月中旬之后銀監會再注入流動性，信用崩塌之勢已無法逆轉，大放大收的信貸調控政策成為高杠杆溫州企業滅頂的人為之禍。
浦發銀行執行董事沈思承認，太多銀行放貸不謹慎，同質化競爭產生共振效應，震垮了溫州民營經濟這座大橋，銀行紛紛掉河。
去行政化迫在眉睫
溫州中級法院民二庭庭長鞠海亭在分析眾多破產案件或銀行借貸糾紛的案件后，認為銀行業市場化程度嚴重不足，行政化傾向嚴重，過於注重書面文件審批和內部程序完整，一線信貸人員只是上面放貸、收貸計劃的執行者；合同審查和盡職調查流於形式，「連哄帶騙」誘導擔保人簽字、不認真履行風險告知義務；在處置風險階段，為追求責任最小化，經常貽誤時機，擴大實際損失和風險。
溫州市金融辦余謙說：「由於銀行貸款期限與企業發展的周期存在期限的不匹配，導致企業存在一定的貸款縫隙。企業家在面對市場千變萬化時，身處銀行僵化的信貸機制與變化的行業發展規律，為民間金融提供了一定的發展市場。」記者注意到，銀監會關於擔保鏈風險差异化處置的文件姍姍來遲，直到2014年7月底才出台，這比溫州危機爆發晚了近3年。
目前溫州銀行業的當地分支負責人多被免職或調離，公司業務和零售業務的部門經理也陸續出現離職潮。一線審貸人員的專業性、獨立性、責任心如何在危機期間發揮有效作用，對銀行業運行機制和監管形成新的挑戰。
中國銀行業世紀之初自上而下的金融業改革，在溫州危機中充分暴露了其不徹底性，政企分開后銀行業重要股東、董事會和管理層檢視現行政策的獨立意識不強，基層支行對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審視過於粗放，基層信貸人員過度放松審貸標準，都不是原有自上而下能夠完成的改革任務。引導所謂正規金融系統自下而上變革，形成去行政化、靈活創新、有效風控的運營機制和新型審慎信貸文化，應成為銀行業深化改革的新課題。總結溫州銀行業巨額損失的教訓，增強一線機構的預警靈敏度和危機處置能力，更是溫州金融改革的題中之義。
政府喊話須擔責
政府干預糾紛連連前總理溫家寶曾到溫州視察，希望當地銀行提高對中小企業不良貸款率的容忍度，這是中央政府用穩增長名義啟動貨幣政策增加全社會杠杆率之后，對銀行業風險定價偏好的更加深入的干預，容忍的結果是全國範圍加大了普惠金融的研究及實踐力度，較大比例提升了對中小微企業的貸款規模和總額比例，增加了數萬億中小企業貸款的增量投放。但是發端於溫州、浙江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喧囂非但沒有平息，反而激發更多企業的負債融資慾望，甚至成為過度負債企業拖延還貸、逃避還債義務的擋箭牌，進而在全國範圍內造成實體經濟被銀行業暴利嚴重盤剝的廣泛共識，一時間銀行業儼然千夫怒指的黃世仁，企業主變身苦大仇深的楊白勞。
這種對立在溫州金融危機期間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地方官員埋怨金融業對實業界見死不救，企業和銀行在政府組織的多次協調會上無休無止的爭吵：企業責怪銀行不能雪中送炭，越困難越是壓貸抽貸，并要額外承擔多邊擔保風險。銀行認為企業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既然做了擔保，就要履行責任，不能總是賴著不還。
幸運的是，溫州法院很好堅守了這個城市的道德底線，承擔起眾多剪不斷、理還亂的對立關系的疏通者和評判者的角色。溫州中院金融庭庭長高興兵說：「危機期間溫州法院的債務糾紛收案標的是正常年份60億的10倍以上，2014年金融案件的收案標的額達到創紀錄的735億，其中民間借貸165億，銀行訴訟債務412億，收案的民間借貸和金融借貸糾紛案件數量近3萬件，涉及年收入千萬以上的企業近7000家。」
金融機構集中的鹿城區一位金融庭陪審員告訴記者，2015年銀行借貸糾紛案件數量比去年還多，去年一周旁聽40場庭審，今年春節后一周有時要旁聽50場。法官個個超負荷工作，雖然年輕，健康狀况已經開始出現問題了。正是這些法官夜以繼日的工作和翔實公開的審判文字記錄，記者得以觀察到企業和銀行糾紛的冲突細節，糾正之前一味袒護企業主的立場，客觀評估溫州的信用環境。
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將2012年定義為企業借貸危機年，與2011年民間借貸危機的前期定位區隔開來，也是希望輿論導向淡化溫州民間金融的危害，轉而關注銀行業壓貸抽貸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他認為第二波企業借貸危機外界宣傳很少，其實跳樓人數和跑路企業家更多，損失更加慘重，而銀行業1600億壞賬處理會拖累溫州的GDP到2016年底。
這是地方官員首度公開披露當地銀行業損失的宏觀數據，但「拖累」之說過於牽強，管轄區內實體經濟的崩壞或者企業惡意逃廢債才會令銀行業壞賬激增，而非壞賬激增影響GDP。2011年、2012年溫州經濟最困難的年份，正是銀行業增加輸血1500億給當地周轉，工業增長失速才得以控制，規模企業的利潤指標、出口指標都變健康之后，銀行業壞賬卻大規模爆發，作為地方首腦，應該認真思考為何溫州近3年信貸净投放比全省、全國平均水平減少了1500億，為何區域內企業大面積逃廢債，拿出措施扭轉溫州信用環境快速惡化的局面，切實改善銀行和企業的關系。
溫州市現有1000多億的財政儲蓄，如果拿出200億為爭吵不休的企業和銀行快速解開擔保鏈，建立增信和風險分擔基金，可能早已是三方多贏的局面。到目前為止，市縣兩級政府應急轉貸基金約15億元，且應急轉貸時間很短，小微企業信保基金市區兩級政府出資8億元尚未全部到位。
政府與銀行應設風險分擔機制
面對大量欠債不還錢的企業主，銀行無奈無力無助感。近期李克強總理頻頻呼吁降低銀行的各種收費，央行為此調低了貸款基準利率，這個舉動表明總理更加重視債務人一方的成本需求，而不是債權人的追償風險。據記者多方了解，建設銀行在溫州的企業貸款損失率超過80%，而浦發銀行、廣發銀行、平安銀行因抵押貸款占比較少，企業貸款損失率也接近40%，招商銀行、民生銀行中國東部的不良貸款構成中，溫州占比相當可觀。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則因為區域內其他銀行的止損式抽貸而越陷越深，做出了很大犧牲。另外據當地知情人員透露，戶均貸款2000萬到上億的非有效抵押貸款，幾近面臨「死光光」。法院糾紛個案審判中，竟有企業以技術改造資金名義申請銀行貸款，收款之后即刻歸還政府轉貸基金，企業主的誠信度、地方政府和銀行還款約束力的天壤之別可見一斑。
經濟減速下行周期，銀行惜貸是遵循正常的市場規律，低效企業、非誠信企業如果不尽快淘汰，會進一步拖低全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政府領導人對既是企業家又是債務人的任何表態應慎之又慎，否則道德風險將被急劇放大。
中國誠信體系的構建障礙重重，工商、稅務、公安、司法、不動產數據共享機制至今難產，使得騙貸、逃債的違法成本極低，金融系統相當於中國經濟大廈的地基，也是國家經濟穩定的堤壩，公眾輿論和決策層往往只看到其巍峨華美的一面，對不停開挖侵蝕主體的行為警覺不夠，目前急於分食銀行業唐僧肉的不僅是中小企業，連以往對高利率意向不敏感的地方融資平台、連吃多年低息貸款的國有企業也加入了叫喊「融資難融資貴」的群體，高層政府官員盲目順從「民意」的結果無疑將加速大廈傾倒。
政府和銀行的良性關系究竟如何構建?業內人士介紹了香港2012年千億中小企業擔保計劃的運作模式：「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1000億保證額度，但是并不負責審貸，像審貸這樣專業的事情政府完全交給銀行業來做，貸款不可以用來還舊債，只能支持新的經營活動。
如果銀行盡責后仍然虧損，政府承擔80%，銀行承擔20%，如果有證據證明銀行沒有盡責，那麼銀行承擔100%損失，政府既利用好銀行的專業能力，同時用利益捆綁的方式迫使銀行對放貸質量負責，絕對不會向銀行發出必須放貸多少的行政指令，或者干預銀行的資金定價。港府會告知公眾擔保的最長年期和最高額度，擔保費用的優惠幅度。中小企業的貸款風險是很高的，如果政府想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必須履行擔保責任，否則同樣是企業的銀行為什麼一定要承擔這種風險呢？」港府提出千億擔保計劃時測算過，按照戶均貸款340萬元計，3.6萬家企業受惠，福澤120萬名僱工。
比照香港，中央及地方的官員，如果誠意解決中小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就要承擔80%的責任和損失安排，而銀行盡責的前提下只須承擔20%的損失，目前幾乎承擔了100%的責任，政府喊話支持中小企業，但是風險分擔方面幾乎免責。銀行業還能支撐多久不全面虧損甚至倒閉？當國家財政相對捉襟見肘時，為應對香港金融危機和廣東兌付危機尚能調撥足夠頭寸，而當國庫充裕時，為保GDP增長率，卻不恰當推升了實體經濟和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新一屆政府要在穩增長和去杠杆之間找到利於長遠的平衡點，必須區分兩者真正的虛實輕重，溫州危機中，實體經濟和銀行業的消長變遷提供一個富有前瞻性的參考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