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硬著陸」真相調查（下）
民間金融監管須防患在先
經過若干年的積累，溫州的民間資本實力雄厚，民間的借貸活動非常活躍，三十多年來，每一次民間集資的瘋狂，總是以毀掉多條人命的殘酷方式暫時平息，此次溫州危機自殺的企業主及放貸人近70人，溫州通過什麼方式可以讓1800多家放貸機構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殺人放火的歧途？如何做好民間金融長期有效監管？對此，溫州市金融辦副主任余謙認為，地方監管部門抽檢類金融機構的權限職能應該擴大，他說：「在溫州，這些非銀公司帳戶的資金周轉金額與速度遠遠小於實際控制人的個人帳戶活躍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讓公安和司法部門介入，往往太遲了，所謂民間金融風險的事中監管就是一句空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應該有抽查機構法人或緊密股東個人賬戶資金往來的職能權限，立足防患於未然。」香港商報記者 齐晓彤
區域風險長期偏高
浙江工商大學校長張仁壽是溫州本地人，對此次企業大面積洗牌風波他心痛不已，他說：「死掉的都是行業龍頭，是一些知名的信譽好的企業，還有一些歷史很悠久的都死掉了，元氣大傷。」但是站在審視風險的角度，死掉的企業一定不是好企業。
聽完張仁壽院長發言，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非常恭敬發問：「請教張校長一個問題，溫州地區的資金量與中國許多地區相比一直是很充沛的，為什麼長期以來這里的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呢？」這個問題也困擾了記者很長時間，張仁壽幾乎不假思索回應：「利率高是因為風險也高。」
高利率所對應的高風險究竟是企業家必須面對的市場風險，還是企業家自身的冒險意識為資本帶來的不確定性？還是溫州企業家本身的道德風險就很高？這是一個應該認真甄別的問題。
張仁壽承認溫州的上市企業數量極少，和溫州人寧做鸡頭不願分享股權的文化心理有關，分享股權同時意味著財務公開，這對溫州商人熟人間講信用、陌生人打折扣的文化痼疾是巨大的挑戰。有證監會官員直言不諱：「溫州企業要想上市，資料審查一定要嚴一些。」
某家資產管理公司接受一家銀行轉讓的溫州不良資產包后，打開幾十筆貸款進行盡職調查，對其中一筆大額貸款印象頗為深刻：「10個億的房地產項目資產包，打開來，十幾個項目，土地手續、建築許可證、現金流報表，全是假的，銀行的錢騙到手究竟弄到哪去了？這樣的信用水平，還想借錢？」
從大額公司借貸到小額個人借貸，如果銀行總是落入債務人「人人想吃唐僧肉，錢進不再想還錢」的信用陷阱，將貸款利息、罰息或者手續費成本提高幾倍，都是徒勞的。
「大不了，我們溫州的貸款都不要了，撤銷機構關門走人！信用環境破壞易，重建難，一粒種子到了肥沃健康的土壤里，才能開出鮮花，落入污染的環境，只能長出毒草。」一位股份制銀行的高管抱怨。
民間金融監管存空白
溫州雖小，因為民營之都的獨特標簽，它的起飛、盤旋、顛簸、失速乃至最后的硬著陸，都會成為公眾視線的焦點。硬著陸為溫州帶來一些好處：來自國家層面的政策傾斜，比如區域金融綜合改革的金字招牌，雙層監管體制的摸索嘗試，世界級明星城市才能獲得的境內外媒體關注度，地方立法權確立、金融司法創新、快速破產機制的有效建立等等。
自區域金融改革方案出台以來，關於金改方向的爭論一直沒有間斷過，地方和中央都倡導民間金融規範化、陽光化，既有共識，又有分歧。地方政府和眾多放貸人側重金融普惠，主張消除經營特權，給予社區機構合法吸收存款和放貸的自由。中央政府更看重民間金融野蠻燃燒的根源治理，三十多年來，每一次民間集資的瘋狂，總是以毀掉多條人命的殘酷方式暫時平息，溫州通過什麼方式可以讓1800多家放貸機構合法生存，又不致走上殺人放火的歧途？「高利貸公司的老闆風控水平不比銀行差，更有效率，但是暴力討債是造成命案的原因之一。」一位曾經給高利貸公司老闆開設培訓課程的風控專家如此分析。
民間金融的真實規模高峰時有多少，不同組織給出的數字大相徑庭，企業協會認為有8000億，人民銀行測算4700億，當地民間借貸服務中心認可1200億，按照司法系統的測算，則在7000億規模上下。
數據混亂折射的是民間金融監管的空白，有業界人士指出，民間金融的規模不需要太大，只要有一定數量的企業和個人願意加入炒錢游戲，高息回報的星星之火瞬間可成燎原之勢，就像原本半杯水量的杯子，一旦快速旋轉，漩渦邊緣飛濺的水花總會讓外界誤以為水量充沛，取之不盡，政府之手確定的存款基準利率越低，房地產或股市的預期回報越高，漩渦的推動力就越大。溫州的民間利率始終是市場化定價，2011年月息高至九分，恰恰是溫州區域風險的歷史峰值紀錄。
中國利率市場化有望在2015年變為現實，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先互補、后競爭的格局遲早到來，有香港專家建議應尽快實行存款人分類制度：「國內小貸公司不允許吸收存款，那麼少的註冊（運營）資本，把錢放出去以后，很多時間沒事做，香港的財務公司是可以吸收存款的，但是只能吸收10萬或30萬、50萬現金以上額度的存款，這些人的風險承受能力強於一般存戶，財務公司提供清晰的風險提示，存款人很清楚高額利息的背后，這些錢本金可能收不回來。」經濟學家郎咸平認為香港上世紀70年代財務公司的商業化運作模式在持牌銀行嚴管的政策環境下，反而能夠很好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
地方事中監管待加強
目前溫州的小型類金融機構有小貸公司、擔保公司、投資諮詢公司、典當行、寄售行、借貸服務中心、幾十家P2P公司，但是由於小型機構龐雜多樣，歸屬不同部門管理，金融辦的日常協調難度不小。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和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都曾提到：「有必要探索和建立中央和地方雙層監管體系，解決地方民間金融的監管空白帶來的問題。」《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的實施從立法角度首次厘清雙層監管的邊界，尽管存在隱私保護和偶然利得納稅的爭議，在規範市場秩序的同時又保留民間金融的生存空間。
溫州金融辦仿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建制，目前有70多人的規模，在各區縣設置了四百多個資金交易的監測點。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全程跟踪了危機發生、發展、變化的全過程，與記者溝通互動時，開放度好過當地正規金融監管部門。余謙認為，地方監管部門抽檢類金融機構的權限職能應該擴大，他說：「在溫州，這些非銀公司帳戶的資金周轉金額與速度遠遠小於實際控制人的個人帳戶活躍程度，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讓公安和司法部門介入，往往太遲了，所謂民間金融風險的事中監管就是一句空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應該有抽查機構法人或緊密股東個人賬戶資金往來的職能權限，立足防患於未然。」
2011信用崩塌大地震，造成幾十位鮮活生命永離人世，它給這座城市的血淋淋的記憶是永遠不可以忘卻的。記者漫步在溫州漂亮的新區廣場時，希望這里未來開設一面永久紀念牆，將歷年來因高息借貸而自殺的每個生命步入絕望深淵的故事，永遠雋刻展示出來，警醒普通民眾和企業主面對之后各種投機浪潮時，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謹慎，多一份清醒。（完結）
債務人失信率高互保鏈條仍在增大
金融案件的起訴密度、深度和廣度，如果發生在2012年和2013年，更加吻合前一兩年的工業停滯，奇怪的是2013和2014年度溫州的工業數據一直處於復蘇正增長階段，為何銀行的訴訟活動越來越頻繁？翻閱了幾百份溫州法院裁判文書之后，記者吃驚發現，這些訴訟中因續貸逾期不歸還的案例極少，多數是2013年新借不還案例，房產抵押、流動資金、技術改造、連環擔保各種名義的一年期貸款，金額小至幾十萬到一兩百萬居多。由於各家上市銀行拒絕公開披露小微企業壞賬率的細節，記者只能通過查閱溫州司法系統的公開審結文案進行粗略統計和判斷，95%的銀行訴訟是幾十萬至五百萬以下額度的企業或個人貸款，銀行下沉戶均貸款餘額的努力清晰可現、以往利用優勢地位盲目求大的作風明顯改進，但債務人弃房還貸、各種名義拖欠違約比比皆是。用陪審員的話說，「很多小的壞賬，累積多了，最終銀行的損失還是很多」。
更加奇怪的是浙江許多地方互保聯保貸款方式陸續被拋弃，其放大風險的弊端在2011年期間就已充分顯現，媒體和企業反覆批評其引發「火燒連營」惡果，為何2013年之后新增貸款溫州銀行業仍然固執沿用連環擔保方式？擔保人數從以往兩三個，增加到五六個，保額比貸款額度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唯一的解釋，是債務人借錢不還的概率太高，只能借此增添債權的安全砝碼。
溫商的冒險精神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為溫州經濟立下汗馬功勞，在實業受困期冒險意識如果體現為過度負債，反而增加了其覆滅的幾率，抱團衍生的聯保互保風險已經從單純財務層面上升到法庭內外對誠信公正的踐踏和蔑視。
記者看到的數百例銀行起訴案件中，債務人拒不出庭的情况極為普遍。溫州法院系統在銀行債務清收和企業風險化解的兩難境地中，曾因堅持「擔保有責」的審判基本底線，而被指責是將企業推下「斷崖」的「黑手」。某些審判文書顯示，互保圈某個債務人出現逾期欠債后，擔保人往往編造各種說辭，將責任推定銀行違規，解脫擔保責任等。比如：某企業法人代表借款不歸還，企業其它股東當庭辯解，說合同蓋章是法人個人的借貸行為，不能代表公司其它股東的真實意願，請法官判銀行貸款違規，黑白顛倒的程度令人咋舌。
銀行貸款在道德風險較高的地區，已經异化為沒有股權回報的天使投資。
記者希望在溫州市處置辦和企業主面訪的要求被婉拒，理由是到這里來投訴的企業主總是被銀行糾纏得心情不好，這個部門每周要開企業和銀行的債務協調會，既要防止企業逃廢債，又要防範銀行冷不丁抽貸壓貸。
三年時間用應急轉貸基金共周轉9000多筆累計788億貸款，受益的企業2000家。為防止僵尸企業浪費貸款資源，處置辦的工作細化到要讓街道辦事處去識別管轄區內企業應否破產，同時發放企業家調查問卷，被投訴抽貸嚴重的銀行，政府和法院會相互配合，在案件受理速度、財政儲蓄資源調配上給予銀行警示和限制。
健全徵信體系 重中之重
記者采訪溫州之前，當地政府將20家涉嫌逃廢債的企業納入「約談名單」，公開曝光了52個失信人名單，當地公安部門開展獵狐行動從境外抓回的經濟犯罪嫌疑人22名，兩年共抓獲近四百名惡意逃廢債的逃犯，法院聯合機場、高速成功限制108人乘坐飛機，控制5輛汽車，這個數字相對於每年被銀行起訴的數千家企業、總計4萬個失信人來說，震懾力度仍須大大加強。
站在金融角度來比較溫州和深圳這兩個城市，其經濟外向程度和民間金融發達程度基本相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信用環境差別較大，后者歸功於深圳人行十年前，即推動深圳市企業信用信息中心和深圳鵬元資信評級公司完成建設企業和個人徵信系統，致力於徵集司法、稅務、私家車保有量、房貸償還、水電費繳納等各種違約信息，大大方便了企業與企業之間、銀行和企業之間、個人和銀行之間的信息查詢，降低了違約成本，個人或企業的透明度和誠信意識很好。深圳的高利貸公司生存空間有限，P2P公司興起后，在深圳能夠有效拉低貸款利率至9%~12%區段，個人貸款最低在7厘左右，但是溫州的民間綜合利率水平很少低過19%。
溫州區域金融改革成功的真正標誌，并不是新近開張的民營資本組建的溫商銀行能夠為本地區的企業帶來多少流動性或增量貸款，而是何時構建完成有效健全的徵信體系，減少道德風險引致的大規模壞賬的發生，4萬個溫州失信人的數字下降到與經濟貢獻度相匹配的位置，并且民間利率率先回歸全中國最低水平，這意味著溫州人和溫州企業的誠信不再針對熟人小圈子，而是面向全世界所有願意提供資金的人，那時的溫州企業不論是公開發債、發股、或到銀行、民間一對一借貸，既不會融資難，也不會融資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