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 蔣匡文
財爺可能因為當時上映的一套荷里活電影啟發，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搞「美食車」的概念，結果過了四個月，政府可能負責審批的食環署等則提出一些負面意見，情况看來這建議又會胎死腹中。這個其實并非是個特殊困難的項目，其實這是今日由政務官及政治責任長官面對下級署級部門的舊常態。
大家可記得當年董特首施政時提出的中藥港等項目，也是像上述項目一樣，無疾而終，近有上屆政府提出在港九新界沿海地方建一些供單車使用的單車徑，最新消息，這條單車徑因為某些路段規劃不好，馬路不足夠闊，如果要建單車徑可能要跨海建路，政府之工程單價一向比私人批標高，所以這工程又變成一個大白象之天價，結果政府內部又傾向可能把這項目叫停，又多一個胎死腹中之項目。
為什麼政府這麼多施政報告出台的項目，在執行時常常會出現這些問題呢？這并不是一個單一個別項目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政府內部結構，人事及文化的問題。這些項目都有一個特點，它們都是那些高官提議出來的項目，似乎在出台前未有一個諮詢下級部門，以至作出一些簡單的可行性報告，所以都是一些由上壓下的項目。
而在今日政府署級的文化中，大部分的署長都是年近退休的專職專業人士，他們大部分都不會再上一層樓，升上局級的工作。他們都是等退休的人，在官場文化中，這些人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平平安安做幾年退休，所以如果上級一些非專業，比他們年輕的政務官提出一些前無古人的創新計劃，他們大部分都會采取一些消極的方法來回應，這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因為如果這些新項目成功了，只是局級之官員去領功，他們會平步青雲，但如果出了一些不可預見的問題，過往的經驗，局方一定推給署方負責，所謂有抄家，無封誥。
回應方法之一是找一些顧問團隊去做一些可行報告，一搞三、五年便可退休而不要負責。有些時候，如果這些上級官員已升遷或離職，甚至是官員已換屆，一朝天子一朝臣，這些項目便可以不了了之。
第二個是找一個技術上的困難，如果要解決這困難，便要高昂的造價，甚至技術上不可能，因為上級都是一些無專業的文官，面對這些技術、造價問題，不少會打退堂鼓，這些項目又會烟消雲散，這也反映了外行管內行之詬病。
例如當年皇后碼頭爭議，其中一個提議是把整個碼頭往前遷移幾百碼，但工程部門居然說不可行，反觀上海把整座大劇院、燈塔原樣遷移，例子多不勝數，香港官員常常自誇比上海先進，這不是一個要好好反省的例子嗎？
當年港英時代是怎樣處理上述的問題呢？當年港英把專業署級部門，只集中於二個司手上，因此政令容易執行。而且當時在今日司級工作上，保持有一定數目的專業人士，而不是今日只有非專業文官及政治責任，這樣可以提升專業級人士的積極性，及提高危機意識防止拖延之事。但九七前，港英把這結構打破，專業部門分散為十幾個署，專業人員升遷無望，工作效率必然降低，現在歸五個司管理，這自然會造成今日混亂之局。所以當政者要深思，才可政通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