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有為」取代「不干預」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國人統治香港時提出來的，回歸以來，好像一直沒有人提出過异議。直至不久前，特首梁振英公開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在今日全球和地區的競爭環境下已過時，并認為政府需要適度有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有關言論引起社會議論，有商界政黨認為，「不干預」是香港經濟賴以成功的基石，恐怕政府平白向自由市場施加「有形之手」，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不等於「事事干預」

擔心「適度有為」會變成「事事干預」，可以理解。但筆者認為毋須過慮，正如梁振英所闡釋：「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這幾句話，與該政黨所言:「若果自由市場受到外來干擾，不能有效運作的時候，政府作出相應措施，適切介入，無可厚非」，兩者并無矛盾，甚至可說是殊途同歸，意思相近。其實，就算是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港英政府，當遇到非常時期，也還是會出手「干預」的。最典型的例子是1983年10月15日，香港開始實行聯繫匯率制度，即港元直接與美元挂恥，匯率定於7.8港元兌1美元，這不是「干預」是什麼？

相信不少人還記得當年的情况，港元匯率本來是自由浮動的，但由於種種內外因素影響，令港元跌至接近10元兌1美元，且續有下滑的趨勢，市道一片混亂，超級市場的大米和廁紙等日用品被搶購一空，全城人心惶惶。眼看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斷措施，社會面臨失控，聯繫匯率就是在這時候出台，即時穩定了市場，也穩定了人心。至於現時聯率匯率還該不該維持下去，可以探討，那是后話。

非常時期要「干預」

舉此例子只是想說明，「積極不干預」雖然對市場經濟有利的一面，但同時亦有消極的一面，不用奉為動搖不得的「金科玉律」，必須結合社會的現實環境來衡量，有時候政府出手「干預」是必要的。又例如1998年8月14日，特區政府首次動用了1180億元儲備，入市購買一籃子港股，成功粉碎了國際對冲基金狙擊港元的陰謀。特區政府那次「干預」，不僅贏了漂亮一仗，且令香港從此多了一隻藍籌股─「盈富基金」。

近期全球股市動蕩，外圍經濟遍吹淡風，香港零售業漸走下坡，旅游業好景不再。面對如此境况，特區政府提出「適度有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正切合社會的需求，問題是如何落實。近年來，香港流於政治爭拗，錯失了不少經濟發展良機。特區政府為了推動「政改」也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導致許多工作延滯。要追回失去的時間，特區政府強調「適度有為」，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作用，筆者覺得合情合理，值得支持。

政府應作「推動者」

因為，筆者一向認為，社會經濟要向前發展，政府的角色本就應該做一個「推動者」和「引導者」，而不是只做一個冷冰冰的「監守者」或「旁觀者」。譬如發展專業批發市場、擴建維港兩岸海濱長廊、以及放寬市區樓宇高度和地積比率限制等，意見提出多年，但一直無甚進展，原因何在？關鍵是政府領導層本來有心推動，但落到各個執行部門，事情便走了樣。

以申領營業牌照為例，不管是想經營酒樓、賓館或食肆等，要申領一個牌照，可謂關卡重重。因為領牌要經過地政署、衛生署、消防處等不同部門的審批，而這些部門在「不干預」政策下，只是擔任「監管」角色，變得作風僵化，從不主動協助申請者疑難，加上互不協調，互相卸責，經常令人無所適從，以致申請一個牌照動輒一、兩年時間也未必領到，一來會錯過了最佳開業時機，二來亦會使申請者財政上大失預算。對此，相信曾申領營業牌照人士均深有體會。

所以，特區政府想做到「適度有為」，首先應設法扭轉各個執法部門的官僚文化，不僅要做好「把關」工作，同時還應該配合政府政策而發揮「推動」的作用。怎樣改變目前的官場陋習，那才是真正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