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發表題為「推進制度反腐，净化政治生態」的演講，闡述了自己對制度反腐的理解。李永忠表示，本屆政府執政以來，在反腐工作上取得了輝煌成就，也暴露出了腐敗程度之深。如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制度反腐，那麼不但於減少腐敗無益，已取得的成就亦將付諸東流。目前，中國的體制中仍然有前蘇聯制度的惡習，如不能革除，中國重蹈前蘇聯的覆轍或許不是危言聳聽。政治體制的改革牽一发而動全身，需要慎之又慎，但也不能裹足不前，李永忠建議中央可仿效改革開放之初建立經濟改革特區的創舉，建立一個政治改革特區，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改的道路。香港商報記者伍敬斌
權力反腐不能適應市場經濟
對於本屆政府重拳反腐，過去不少專家學者將其解讀為「先治標后治本」，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贏得空間。3年過去了，下一步如何治本，能不能在中國建立一種制度反腐的機制，使國家邁入長治久安的政治生態，是社會各界非常關注的問題。李永忠說，最有價值的權力，是為權力的賦予者帶來更多的利益；最到位的監督，是讓被監督者不犯大的錯誤；最有價值的反腐，是把腐敗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中國共產黨自建黨、建國、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是高舉反腐的大旗，但現在卻為什麼產生了如此嚴重的腐敗？因為中國一直以來的反腐，都止於權力反腐和戰術反腐層面。
亟待過渡為制度反腐
李永忠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反腐敗的3個載體，其一，是以戰爭為載體的反腐，與血與火的年代相適應。其二，是以運動為載體的反腐，與計劃經濟的建設時期基本相適應。其三，是以權力為載體的反腐，這卻與目前的市場經濟卻嚴重地不相適應。因此中國才會出現如此多的腐敗問題。所以，尽快過渡到以制度為載體的反腐，才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而制度反腐則應包括好的用人制度、好的權力結構。
2003年11月13日，這一天原河北省委書記的大秘李真被執行死刑前留了兩句話，「讓我的媽媽知道，他的兒子雖然犯了罪，但他并不是為坐牢、為被殺頭而當官的」「讓我的兒子知道他的爸爸是被貪權貪錢貪色毀掉的」，李真33歲就當上了正廳級的領導干部，河北省國稅局局長，他的前途應該是一片光明，但是他的素質不支持他當大官，他的官當得越大，他離監獄、離死亡就越近，這就是李真一案的警示。
李永忠認為，本屆政府執政3年，全國處分黨員公職人員75萬，3.6萬人進了監獄。中管干部立案189人，進監獄80人，將近50%。普通的黨員公職人員進監獄數而十分之一都不到，領導干部、中央管理干部進監獄將近一半。這說明權力結構和用人體制有嚴重的弊端。
殘留的蘇聯模式應摒弃
制度反腐已是老生常談，目前中國的領導制度仍然有一些蘇聯的影子，李永忠認為如何擺脫蘇聯模式，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科學的權力結構來防治腐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在蘇聯解體前幾年說，蘇聯模式看來也不是很成功。李永忠認為這句話可以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改成「蘇聯模式很不成功」。蘇聯的反腐也很厲害，到1980年的時候定罪的腐敗分子是6千人，但蘇聯的人口只有2億人，按比例來說，反腐力度比中國還大。但蘇聯亡黨亡國時，居然沒有一個黨員有組織地出來抗爭。說明這個國家早就被黨員和民眾拋弃了。
短視短期弊端凸顯
李永忠表示，蘇聯模式的弊端，首先在於權力結構中用人制度的逆淘汰，由於權力過於集中，且權力的來源都是自上而下，導致「武大郎開店定律——高我者莫來，趙高指鹿為馬——不依附我者休提，買路錢定律——不給好處者無望。」這樣的政治生態下，官員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歸納一下就是「領導喜歡的迅速提拔到領導身邊，而群眾擁護的將永遠留在群眾中間。」而由於權力只向上負責，就導致了官員的「短視短期」，地方官員的任期不長，調動頻繁，使得他們對本地的工作慾望不強，「本屆我干兩年就看兩年，三年不出事就沒有我的事。」而這種短視短期的定律，在中國的領導干部中也有存在。
數據顯示，廣東省去年三輪巡視發現九個方面突出的問題，其中有一個部分地方近20年來，黨政一把手平均任期不足三年，這與社會規律完全相反，不得不察。明末的政治思想家顧炎武說：「赴首令之官不可以不久矣。」即地方官員必須長久在任，才能把當地治理好。顧炎武還說，監察之官「不可以久矣」，即監察官員不可以久任，久任即滋生腐敗。而中國目前則是地方官員做不足三年，紀委官員做得最久。
三十六年前鄧小平的「818」講話，題目就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的改革》，提到領導制度的核心就是權力結構，組織制度的核心就是選人用人機制，并且指出改革時機和條件成熟了，80年代就成熟了，現在還說條件不成熟？總設計師在80年代呼喊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不僅關系到能否長期執政，而且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
李永忠總結蘇聯模式的兩個根本性弊端，一是集決策權、執行、監督三權於一體的權力結構。第二是層層任命而非選舉制的選人用人的機制。之所以蘇聯和東歐劇變，而中國沒有，是因為三十多年前中國在經濟領域就摒弃了蘇聯的模式，在經濟領域改變了用人機制，突出的表現就是民營企業大量涌現；改變了權力結構，政府不再大規模干預市場。這些都為中國贏得了政治改革的時間。相信習近平讀懂了鄧小平的「8.18」的講話，所以才在就任之初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反腐決心，且在一年后明確了「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政改目標，并在去年一月做出了「制度治黨」、「重構政治戰略生態」的規劃。
設立政改特區推進改革
李永忠認為，前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取決於中國在經濟領域摒弃了蘇聯模式的兩個根本性的弊端。后30年改革開放能否成功，取決於中國能否在政治領域摒弃蘇聯模式的這兩個根本性的弊端。改革從來不是靠說，而是靠做，不是靠全線平推，而是必須靠試點突破。只有尽快建立政改特區，才能先在試點「形成可確的權力結構」，破解蘇聯模式。
權力結構改革勢在必行
李永忠特別強調，政改特區并不复雜，「政改」并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變，而是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改革黨內的權力的組織結構、組織體系，通過改革黨的選人、用人機制，使中國共產黨更加適應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更好地擔負起奔向小康的這樣一個歷史重任，使中國的政府變得更加廉潔和高效。在經濟領域，中國摒弃了蘇聯模式，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果能在政治上拋弃蘇聯的陰影，那麼成為可與美國抗衡的國家也不是無稽之談。
重拳反腐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但是再好的治標也只能贏得時間，不能贏得空間。制度反腐必須以權力結構改革為前提，而權力結構改革，則需要設立政改特區來探索。改革開放之初，經濟改革困難重重，深圳在許多領域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才有改革開放的成功。如今，政改困難更加大，如果政府有政改的誠意，何不設立政改特區來探索呢？進行權力結構改革，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摒弃蘇聯模式，合理分解權力，最終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
李永忠說，領導干部腐敗的制度性原因有5個，一是權力失衡，第二是管理失控，第三是監督失效，第四是教育失誤，五是自律缺失。這造成了黨小組不會管，黨支部不願管，機關黨委不敢管的情况普遍存在。有人在哀叹，生有組織部管，死有紀委管，中間如何保持權力謹慎安全運作無人管，這如何能不滋生腐敗？權力本身就是傾向腐敗的，它有獨占性，擴張性，排他性，所以必然傾向腐敗。
李永忠表示，推進政治改革，設立政改特區有其必要性，既能邁動政改腳步，又能規避風險。在特區中改革權力結構、改革選人用人體制。馬克思說過，用等級選舉制代替公選制是根本違反公權的。這句話講到現在145年了，蘇聯、東歐都沒用過，仍然是從上往下層層任命干部，而不是從下往上層層選舉干部，所以他們失敗。習近平說，干部好不好，群眾說了算。其實就指明了方向。
政改從「人」開始
清末思想家魏源說「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游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這說明，人才從來都是有的，中國人才從來不缺，只是在於人才能否為天下所用。李永忠表示，在權力自上而下賦予的政治體制中，所有人都只對上負責，如何發現人才呢？在少數中選少數人人才永遠出不來。馬雲、任正非、董明珠這些企業家是哪級組織部發現的？這些企業家都是自我發現，市場經濟給到大家這樣一個機會，中國的黨和政府只要順應這個潮流，就能夠把人才選出來。這就是權力結構，權力結構好的時候，人才在公孤，如果權力結構不好，人才就在阿谷。中國歷朝歷代權力結構變化都不大，為什麼有時候盛世有時候會滅亡，就是人才站在什麼位置上。
所以，政改可以從選人、用人機制改起。另外，政治改革還必須積極穩妥地解決腐敗呆賬。因為一旦高壓反腐會形成很多干部的不作為、緩作為的現象。所有這些，只有在試點中實驗，才能發現正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