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合作邁入新時期
以新思維新模式破除障礙
在中國的版圖上，僅一河之隔的深港兩座城市極為特別，兩地相依相存，都經歷了快速的發展道路。香港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迅速崛起為全球矚目的國際化大都市，而深圳，則僅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中國新興的經濟中心之一。如今，過去單一的「深圳學習香港」形態正在發生變化，深港之間「前店后廠」合作模式也被賦予了新內涵。在「十三五」規劃伊始，深圳市六屆三次全會提出要進一步深化深港合作，在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目標下，深港融合協作的新階段已經開啟，勢必需要一種新思維重新認識兩地彼此間的優勢，將深港合作推到更高層次。香港商報記者張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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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合作迎新起點
地相鄰、人相近、習相通，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深圳與香港兩地的合作已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和深化，在經貿投資、跨境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創新科技、人才交流等合作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深圳從一個小漁村演變成一座擁有2000萬人口的新型現代化大都市，除了依託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政策，也得益於香港的經濟輻射。在1979年香港已是一個人口逾500萬、GDP超過200億美元的亞洲國際都會，而同期深圳GDP僅有1.9億美元，即當時香港的經濟規模是深圳的100多倍。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少光認為，改革開放以后，深圳藉助毗鄰香港的先天地理優勢，吸引了大量的資金，引進了先進技術，積累了管理經驗和市場的訊息，為深圳經濟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數據顯示，2015年深圳GDP達1.75萬億元人民幣，37年增長了9000多倍，從總量上追近香港，占香港生產總值的92%。人均GDP水平和香港的差距也在縮小，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在金融和高科技領域領先全國，已經做到了跟港澳地區相比各有優勢的狀態。
港深各有優勢魚水難分離
接受本報采訪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表示，經過多年的發展，深圳與香港的現况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目前深圳已經成為經濟總量全國第四，創新活力位於全國前列的大都市，而香港保持了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的位置，深港關系從深圳離不開香港轉變為誰都離不開誰，兩地合作站在新的起點上。過去深港「前店后廠」香港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給深圳承接的合作模式也發生了變化。「新時期下，即使還有『前店后廠』的模式，店和廠的內容也不同了。」
郭萬達說，深圳和香港依然存在前和后的關系，一是在服務業領域方面香港依然走在前列，在前海建立的自貿區也是為了讓香港服務業能更好在內地發展。二是香港在引進外資方面的突出作用依然存在，內地有60%的企業是通過香港走出去的，在「一帶一路」引進來走出去的局面下深圳要利用好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優勢以及法律制度上的優勢，形成前后的關聯。三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人民幣的離岸金融中心，深圳是人民幣在岸的金融中心，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深港也有前后關系。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也認為，深港傳統的合作模式上已經從「前店后廠」變成了一個水平分工及橫向分工各有優勢產業的關系，這種合作關系對兩地政府在合作模式上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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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重新認識彼此優勢
尽管深圳發展迅速，香港較以前的領先地位沒有那麼明顯，但香港仍具有獨特的優勢。深圳向香港學習，相互融合促進的步伐遠沒有結束，兩地重新認識在發展中彼此的優勢和潜力是新時期合作中很重要的一個課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林江對本報表示，深圳經濟總量未來或超過香港，但這不意味著深港合作的結束，香港在很多領域還領先於深圳，如法制環境與國際接軌方面的優勢是深圳無法比擬的，深圳在法律體系、司法實踐上仍然要向香港取經。再如深圳要發展國際碼頭，必然會帶來對航運保險、索賠、知識產權交易方面的需求，也包括船舶的檢驗，這都是現代服務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方面深圳的能力相對於香港來說也是非常欠缺的。另一方面，對香港來說，深圳也是無法替代的合作夥伴。目前，香港的社會結構、產業結構、人才結構、經濟結構面臨轉型問題，加上缺乏土壤、缺乏環境，香港若想長遠發展，不與深圳乃至內地連接是很難突圍的。
合作大於競爭
「香港可以通過深圳這一平台連接珠三角這一龐大的市場。香港的優勢是法律制度的先進以及對資本的高誠信度，而深圳能把香港的長處發揮出來，結合如OTO、支付系統等內地優秀的商業模式創新，利用深圳豐富的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的資源以及科技創新，對接內地龐大的市場。」林江說，所以深港合作的一大優勢是深圳能對香港的模式進行本土化，再向內地推廣，香港對內地的了解不如深圳，所以香港也必須要與深圳聯合起來。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認為，深圳應該重新認識香港，香港也應該重新認識深圳，深港之間要從「握手」到「擁抱」。握著手是有距離的，而擁抱是心和心，是相互彼此的認知和信賴，應形成新香港和新深圳。對於兩地快速發展后的「競合」關系，學者大都認為合作大過競爭，深港兩個城市不斷融合產生的效益是1+1遠遠大於2。郭萬達指出，深圳與香港之間所謂的競爭關系是經濟體量上的概念，這并不是相互爭搶的競爭，不存在我多你少的局面。深港更多的是在產業上的互補性，在市場上的同構競爭其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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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區域一體化戰略需求
從更大的格局來看，深港合作也是國家區域合作和一體化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今年3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將泛珠區域合作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其中，明確要求廣州、深圳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目標下，深港合作向更高層級更深層次邁進是必然需求，而深港合作的推進對於泛珠三角城市發展的一體化，對進一步推動粵港之間的緊密聯繫，也會起到積極的作用。郭萬達指出，大灣區必然是未來「一帶一路」的支點，而灣區經濟也是全世界創新以及金融的高地，如紐約灣、東京灣、三藩市灣等國際灣區都是世界城市群中很重要的經濟區域。
深港共建全球性金融中心
「深港聯合體現在有很大的規模，僅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經濟規模加起來，就可等同倫敦或紐約兩大全球性金融中心，兩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亞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再加上龐大的人口規模，讓深港在粵港澳灣區中處於很重要的樞紐位置。」郭萬達說，樞紐位置一是體現在交通方面，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打造，未來會有更多人經深圳口岸來回兩地。此外，深圳與香港的港口都是世界前列的港口，加在一起有巨大的體量，在機場方面也同樣。機場、港口、過關人數都確立了樞紐位置。二是深港作為金融+創新的產業樞紐，香港在金融領域一直獨有優勢，深圳也努力打造全球性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兩者結合是強強聯合。三是民生方面樞紐位置，深港居民往來所帶來的住房消費養老之間的關系比其他地區都密切，巨大的往來通關人數帶來了很多其他領域的連接。林江認為，大灣區尋求的是區域融合，而區域融合的依據是相關的產業基礎，在產業基礎上才有人員的往來。港奧利用自身的資源能在自貿區引進與國際接軌的先進產業，帶給內地難以滿足需求的現代產業，有需求的人員可以到自貿區去尋求國際上的解決方法，而并不一定要到香港澳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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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科技創新成合作重點
深港不僅在旅游、科技、服務、金融等產業方面有很多的合作領域，在環境污染治理、社會民生治理方面也有合作內容。深港相鄰讓彼此在經濟、社會、環境、民生、文化各個領域上都開展了合作，合作是需要載體的。目前，深港合作聚焦於前海、蓮塘/香園圍口岸、廣深港高速鐵路等跨境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基層的連接線。郭萬達認為，深港合作的重點領域在於加強福田保稅區、落馬洲、蓮塘口岸載體區域的合作。此外，地鐵、高鐵、輕軌等交通基礎設施合作也是深港合作亟待進一步突破的領域。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下，未來深港應增加現代服務業、尤其是在創新科技上的合作。林江指出，前海建立了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在現代服務業合作方面內地可以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航運基地的地位走出去。「深港合作在服務業方面的腳步走得比較快，金融業方面的合作也開了先例。以前海為典型，深港兩地在保險、商業銀行方面的合作已經非常緊密。」林江說，雖然現在深港已不是完全的「前店后廠」模式，但從粵港角度來看還存在這種前后關系，在粵港澳大灣區下，深圳可以先把香港的服務業承接過來，再輻射到內陸地區，內陸地區也可以享受到香港現代服務業的優勢和外溢效應，這也是深港合作中很有意義的一點。
深港互補走出去
在創新科技產業上，深港兩地更具互補性。近年來，深圳正在大力發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圳用於研發的經費已占到GDP的4.05%，科技產業基礎十分雄厚，擁有大批創新創業的企業和企業家資源。而香港則聚集了全世界頂尖的科研機構項目，擁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科研與教學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大學，科研人才多、水平高，與世界各地的科研機構都有合作與交流。郭萬達表示，目前深圳創新火熱，而香港的產業則集中在金融業以及旅游業兩頭，深圳要通過創新科技的方面來支持香港的產業發展，香港也通過自身產業優勢以及人才優勢為深圳創新尋找新的動力。方舟認為，深港兩地可以將深圳的高科技和香港的國際化環境配合起來，藉助現有的深圳包括珠三角的高新科技優勢，特別是電子通訊、信息技術、互聯網這種產業群，再利用香港的國際化的制度環境。「兩地如果能夠真正配合起來，一方面能夠有助於香港的產業結構多元化，另一方面，香港的國際化環境也能幫助深圳的高科技企業在世界層面上提高國際競爭力，真正能夠走出去。」方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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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共識推動資源自由流動
談及未來的發展，很多人都認為深港將融合成高度一體化的經濟體，信息、技術、人員等資源流動很自由活躍，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務、貿易、科技、航運中心城市之一。要達成這一願景，深港應該進一步打破兩地在制度、法律等層面上的阻隔，解決目前兩地在合作上的問題和困難。
打通資源自由流動
郭萬達指出，香港與內地的法律框架不同、文化不同導致彼此制度差异很大，所以在合作的過程中，首先要把握好深港合作的思維方向，考慮如何在不同法律、制度的差异中尋找到合作的共識。特別要把握好為兩地居民更好地服務這一出發點，不要動不動上升到政治層面，這樣的思維很難實現更好地合作。
其次，合作過程中出現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假如是技術問題標準問題就解決技術問題標準問題，遇到經濟層面法律層面的問題就解決經濟層面法律層面的問題，不要混淆這些問題更不要把這些問題泛政治化。最后是要建立好合作機制，深港之間高層的機制應該已經建立起來了，但各個部門之間的機制也要抓緊對接好，才能更好地討論問題。
接受本報專訪的香港嶺南大學原校長、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陳坤耀認為，深港合作這麼多年沒有達到雙方期望值，很大原因在於資源的自由流動沒有真正打通。假如資源無法達到高度的流動性，深港合作必然會面對不小的困難，例如在資金跨境方面，人民幣沒有完全開放，存在不少的阻礙，所以在前海進行先行先試的人民幣跨境服務就是為了以后能打通資金的流動。深港無論什麼合作都離不開資金，只有打通了跨境人民幣業務才能讓資金更好的流動。目前很多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還不斷反映額度不夠，資金的來往額度還需要提高，希望最終兩地資金能夠破除所有障礙從而自由流動。
「此外，跨境信息、裝備等資源也并沒有完全打通，而深港合作很值得深化的一點就是科技合作，深圳有很好的科技創新，香港有知識產權、科研管理、科研市場化的優勢，但目前兩地的科研設備、諮詢的流動還存在障礙。深港有很多兩地的科研項目，但往往同樣的設備兩地各買一套，科研設備無法很好的共享。」陳坤耀說，雖然這方面涉及到了國家信息制度問題，有國家政策限制的客觀原因，但長久來看打通科研信息交流、科研設備共享還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