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福耀集團董事長、玻璃大王曹德旺談中國企業稅費高企，引起了巨大反響，中國稅費之高是否真觸及企業生存的根基？專家學者對此持有不同看法，堅持中國稅率過高的專家認為，中國稅率重不重要看實際情况，而不是玩文字游戲。中國的實體經濟中，雖然仍然有頑強生長的企業，但大部分企業已在存亡線上掙扎。除去稅率，還有各種較其他國家更重的費用也構成了企業的巨大成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談到減稅的問題，以及李克強總理提到的企業非稅負擔過重的問題，可見官方亦承認中國稅費過高。而造成企業重擔難負的根本原因在於財政支出過大，削減不必要的財政開支，大力推進清費正稅改革，大力推進稅收和徵稅法制化進程，才能真正達到為企業「減負」的目的。香港商報記者伍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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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視的「勞務稅」
曹德旺發表了對於中國稅率的看法后，有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又拋出「死亡稅率」之說，引起了一些專家的反駁。李煒光認為，中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已接近40%，這堪稱「死亡稅率」。眼下稅負不合理主要反映在這幾個方面：首先是所得稅比較重，然后是勞務稅比較高。而值得一提的是，勞務稅就是「五險一金」，中國人一般將「五險一金」當作職工福利，但事實上「五險一金」就是企業的一種稅費，只是人們沒有意識到。在國外，「五險一金」始終被算作稅，只要是企業主為員工繳納的保險，都屬於勞務稅。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中國也不應該忽視這個問題。世界銀行每年會公布一個「世界發展指數」，其中有一個總稅率的概念。所謂「總稅率」，指的是企業稅收和各種強制性繳費，總稅率的第二項就是「勞務稅」：2016年的總稅率已經發布了，中國的總稅率又回到了68%的高位，其中，48.8%是勞務稅，而2016年勞務稅的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3%。中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營改增」后企業負擔未減
另外，還有與房地產相關的稅費，只要跟房地產相關的稅費都很重，再加上零零碎碎的其他稅費，這些都構成了企業的成本。李煒光強調，企業還有一個負擔是「營改增」之后的流轉稅。很多數據證明，「營改增」之后，企業的負擔并沒有減輕。按道理來說，「營改增」之后生產企業的流轉稅應該轉嫁出去，但是目前，中國的生產企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流轉稅轉嫁不出去，這都會成為企業實際上的稅收負擔。將這部分算在企業總稅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業的净利潤，就會清楚看到企業的負擔到底有多重。有時候，企業虧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稅卻樣樣都得交，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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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 企業非稅負擔過重
對於李煒光的說法，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表示，事實上，中國宏觀稅負近些年來一直穩中有降，特別是一系列減稅降負措施的陸續出台，企業的稅負大大減輕。經濟減速與稅賦之間并無直接聯系，輿論應正確看待宏觀稅負水平。李萬甫認為，宏觀稅負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通常結合政府收入構成狀况，分為大、中、小口徑：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統計口徑測算，2012－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測算口徑，2012-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23.4%，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5%；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此外，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稅率，世界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126個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23.7%，歐盟國家所得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2.1%，OECD國家平均為24.8%；中國增值稅標準稅率為17%，還有13%、11%和6%的低檔稅率，實行增值稅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15.7%，歐盟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1.6%。這樣的水平并不能算高。還有專家指出，用曹德旺的話說，他在國內辦廠30年，有20多年是福建的納稅模範。也就是說，福耀集團作為「納稅模範」企業，20多年來都是按照17%的增值稅稅率繳稅的，企業不但沒有「死亡」，反而一路做大做強，成為了行業的「領頭羊」。實際上，不單是福耀集團一家企業，中國很多的優秀制造企業，20多年來也都是按17%的稅率繳納增值稅，并不斷發展壯大，故而不能得出「死亡稅率」的概念。
需建立長效「輕稅機制」
對此，李煒光認為，說中國企業稅負重，是一個整體概念，其中包括各種稅以及各種企業必須繳納的費。用這些稅費除以商業净利潤就可以算出中國企業的稅率到底是多少，而不是玩文字游戲。一些地方政府、機構或者個別學者，經常喜歡用營業收入做分母計算企業稅率有多少，這并無异議。如今的實際情况是，企業沒什麼利潤甚至虧損。并且，徵稅這是一個非常复雜的問題。總不能把企業都逼死了再減稅。事實上，比起減稅，「輕稅」的環境更重要。眼下中國需要的是建立一個長效的「輕稅機制」。特別是經濟衰退的時候，尤其需要減稅甚至退稅。另外，現在提倡要激發企業家創業、創新，做到這一點也需要一個「輕稅」的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部署的「當頭砲」，依然是「簡政放權」。李克強指出，最近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有些根本沒有名目的「費」，監管者對企業是說罰就罰、說繳就繳，企業的成本怎麼能不高。他進一步指出，推進簡政放權改革，既要取消審批項目、縮短審批流程，又要切實清理中介等各種不合理收費項目，從而真正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他最后強調：總原則就是一句話：既要放得開，又要管得住，依法依規推動綜合市場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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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稅費使制造業成本高企
曹德旺曾表示，他在俄亥俄州建廠房，675畝地賣1500萬美元，俄亥俄州政府給予他的各種補貼。其他成本方面，美國天然氣每立方相當於7毛錢人民幣，中國賣2.2元，這還是政府相對優惠的前提下；電價美國3毛錢左右，中國6毛多；高速公路美國不收費，中國過路費一噸5毛錢。而中國的增值稅，簡單來說，一個賣6000元的手機，增值稅大概要交1020元。當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項目，如采購的費用可以抵扣，但是，工資、折舊費、管理費、運輸費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按照中國目前一般企業的利潤水平，最終大約有一半的營業利潤都被收走。這使得制造業利潤非常微薄。而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加上其他各項稅費總共大約40%，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在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喪失的情况下，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已經大打折扣。對此，財經評論人余豐慧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不管曹德旺說的話引起了多少爭議，從現在的現實來看，中央經濟會議上也談到了要降稅的問題，這說明中國的稅費確實比較高。有研究機構曾調查過，中國的制造業企業稅負是從2013年以后才大幅度提高的，經歷2014年、2015年的稅負輕微下降，到2016年，制造業企業的綜合稅負達到了68%，這與一些專家所說企業負擔一直在減低是相反的。官方宣稱，包括「營改增」和各種減稅措施在內號稱減稅5000億，這可能是真的，但在減稅的同時，增加了多少稅費呢？就拿「營改增」來說，這個「減稅」的措施反而讓企業的負擔加重了，所以很多學者都曾表示「營改增」無疑是失敗的政策。曹德旺所說，中國除了人工什麼都比美國貴，不是虛言。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國家，制造業成本比美國還高，制造業企業的經營狀况怎麼能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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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稅法制化勢在必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專家江鴻、賀俊認為，緩慢的企業稅收法制化進程也增加了中國制造業企業通過稅收籌劃降低稅負成本的難度。美國主要企業稅種徵收均有法律依據，國會亦非常注重將合理的稅收優惠措施轉為正式法條。2015年12月，美國國會出台《2015年保護美國人不受稅務侵襲法案》，將部分即將過期的加速固定資產折舊政策確立為永久稅則，通過立法結束了美國各界有關哪些資產應加速折舊的爭論。與此相比，目前中國僅有《企業所得稅法》、《稅收徵收管理法》、《車船稅法》三部與企業稅收有關的法律，包括增值稅在內的其餘所有企業相關稅種都是根據《暫行條例》徵收。加速固定資產折舊等優惠措施已實施多年，但仍以國家稅務局公告的形式存在。在此情况下，各地稅務局的許多認定彼此冲突，某些經濟事實無法被明確劃分為合理避稅或非法逃稅手段，既使中國企業難以依法開展稅收籌劃，又加大了稅務部門的尋租空間。再加上眾多行政性收費和政府基金推高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稅負成本，使得中國「總稅率」遠超實際所得稅率。據網易數讀的不完全統計，2014年中國共有各級政府基金收費項目500多項，但被納入預算管理、有名目可查的基金僅40多項，其餘基金的去向無從知曉。各項行政性收費與政府基金徵收依據、徵收過程與使用取向缺乏透明度，不僅加大了制造業企業的實際稅負成本，而且加重了稅負數值與稅負成本相去甚遠的惡劣稅負感受。據此，中國應積極推進提高所得稅比重、降低增值稅稅率和比重結構性稅制改革，在確保政府收入穩定的前提下，提高對制造業企業以及特定生產制造活動與研發活動的稅收優惠力度，大力推進清費正稅改革，大力推進稅收和徵稅法制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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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壓力過大 是高稅率根源
作為高層來說，對於稅負應該進行實實在在的反思。而且除了稅之外，還有各種費用的高企，造成這些成本高企的根源是什麼，為什麼中央一直在倡導減稅，但企業負擔有增無減？有分析人士認為，稅費過高的根本原因是除部分一線城市外，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財務已入不敷出。去年年底，全國人大會議上透露的數據顯示，有的省、地區負債率超過100%，100多個市本級、400多個縣級的債務率超過了100%。尽管從去年至今進行了債務置換，但是，利息支付壓力也很大。所以，今年11月14日，國務院印發了《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該分析人士認為，目前地方政府仍在正在千方百計的「弄錢」，如果中央要減稅，一些地方就會「趁機破產」，介時將引發連鎖反應，中央陷入兩難境地。實際上，為什麼不給企業減稅，和為什麼中國的商品這麼貴，是同一個問題。很多人比較中美商品價格，發現中國商品很貴，這是因為政府與國企控制的能源、資源性產品都很貴。一直以來，中國以資源價格改革的名義不斷上調相關產品價格，去彌補國企所消耗的過多資源，如僵尸企業需要財政補貼，以及維護一些領域的壟斷地位，這些都需要百姓去埋單。目前中央確有減稅的空間，但中央的轉移支付壓力也很大，養老金和基本公共服務以及工資支出都很緊張，再加上中國還有強軍目標、維穩工作。這樣的情况下政府很難再減少稅收。
關鍵在於政府機構改革
余豐慧亦認為，稅費的高企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財政支出太大。從國有企業的大型投資，到財政供養的人員，再到行政開支和轉移支付。這些開支中，轉移支付是無法改變的，但其他的財政開支都有進行深度改革的必要，進行政府機構改革，精兵簡政、拆廟走人，進行政府自身革命，才能減少財政開支。數據顯示，1978年至2003年，中國財政收入增長約28倍；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增長達87倍。而且近年來平均每年增長23%，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遠高日本的2.38%、英國的4.19%、美國的9.9%。28年里，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倍多，所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國外，行政管理費一般只占財政收入比重的3%至6%。在財政開支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減稅根本無從談起。余豐慧認為，真正的減稅，就是要把絕對稅負減下來，總是從改變結構上下手，毫無意義。就例如「營改增」，雖然稅率下降了，但是稅基項目增加了，許多本來不是納稅項目的點，「營改增」后都開始納稅了。一位從事建築行業的人士向本報表示，企業以前購買建築材料，供應商交不交稅與自己毫無關系，而現在企業要向供應商拿發票去抵消效應金額的賦稅，那麼供應商完全有理由在以前的基礎上加價，這自然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余豐慧認為，「營改增」后雖然看上去稅率下降，但是企業避稅的路子都被堵死了，所以負擔反而加重。雖然治理偷稅漏稅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實體企業一片哀嚎，也需要說話算數的人去傾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