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只要談及香港的社會習俗風尚，人們都會不假思索地以「東西合璧」來加以描繪。百多年來，香港由一個人烟稀少的漁村發展為今日之繁華都市，尤其是二戰后，原籍為海陸豐、潮州、福建等新移民家如何在香港主流社會里生存，對香港社會習俗又有何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講師呂永升博士近日做客香港歷史博物館，向市民詳細講解了其中的關系。香港商報記者黃鶯
移民祭拜家鄉熟悉的神明
二戰時期，香港人口大量外遷，在日本占領期間僅有人口60萬人，二戰結束后，人口大量回流。當時內地經濟蕭條，又發生了內戰，居民為了謀生及逃避戰火，紛紛來到香港，引發新一輪的移民潮，香港人口1947年達到了175萬人。
隨著人口的激增，香港私人發展商的住宅供應越來越不能應付龐大的房屋需求，住宅供應嚴重不足。當時香港居民房屋奇缺、房租高昂，居住環境擁擠，生活品質下降。呂永升介紹，早期五六十年代的移民以方言、同鄉為紐帶聚落，在不同的地區形成了族群聚點，「譬如海陸豐的人住在一起，潮州人住在一起」。
這些外來移民當時只能在私人或公共土地上用鐵皮、木板搭建非法寮屋用於居住，寮屋迅速蔓延，以1949年為例，香港居住在寮屋區的居民達30萬，占總人口的15%。「搭好木屋之后，后來政府來拆遷，這些外來移民就搬去九龍城等周邊居住下來。住完以后，政府就又來拆遷，於是他們就出海捕魚。早期來到香港的移民基本上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不斷地讓人逼遷。」呂永升說。
外來移民居住下來后，便開始在寮屋區建廟，呂永升稱，雖然與原居地聯繫有限，但移民仍延續原居地的舊有傳統，祭拜家鄉熟悉的神明，此外，方言群在戰后是一個很重要的都市族群組織。呂永升舉例解釋道，「大家各自將自己鄉下的神搬來，有的是佛祖廟，有的是先師廟，還有的是北帝廟，當時的廟很小，只是擺一個香爐，后來有了三四塊鐵皮，早期的廟宇都是這樣。香港經濟越來越好時，廟宇也越做越大。」
廟宇成為族群「聚腳點」
呂永升稱，二戰后，對於外來移民，當沒有政府的力量介入社區里提供任何的設施和服務時，廟宇便成為各成員的「聚腳點」。
呂永升認為，香港廟宇的發展與經濟以及移民社會地位的上升有很大關系。1972年觀塘鸡寮安置區（現時翠屏道所在位置），一場大雨導致發生了香港史上最慘烈的山泥傾瀉，奪去71條寶貴生命，但位於安置區附近的地藏王神像卻成功避過一劫，自此地藏王廟成為街坊的守護神，越來越多街坊信奉。
作為最著名的廟宇之一，呂永升稱黃大仙祠的發展經過是典型的香港成功故事，由廣東來到香港的難民憑著勤奮、變通、運氣發財致富。昔日的黃大仙祠1915年，廣東西樵普慶壇梁仁庵道長及梁鈞轉道長把黃大仙師畫像帶來香港。黃大仙祠在上世紀50年代是被寮屋包圍，「中國人很看重的就是求財，經濟的發展是歸功於神明的庇祐，寮屋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上的大小境遇無不歸功於黃大仙。」呂永升說。黃大仙祠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飛機多次用地毯式的轟炸，但大仙祠一草一木均安然無恙。
方言群特性加強社區性減弱
香港的潮籍人士約有120多萬，過去他們從中國內地移居到港時帶來了盂蘭勝會的傳統，至今已有百多年歷史，并逐漸被賦予了「香港特色」。譬如，派米即是這里獨有的做法。
香港歷史博物館藏有一部19世紀末的書簡，當中有一篇《香港四環七月盂蘭醮會邀友玩賞信式》，乃「四環盂蘭公所」（成立於1857年）廣邀各地商號參加盂蘭醮會的書信由此可見，港島在19世紀中葉就有客家人、潮州人舉辦盂蘭醮會了，及至1894年5月至10月香港爆發鼠疫，民間由是舉辦盂蘭盆會以救度亡魂。盂蘭勝會既承載了民間記憶與文化，又蘊藏了宗教習俗，超越了單一的傳統文化活動本質。每逢農历七月，居民都舉辦盂蘭法會，一為神功，二為街坊；因市區發展而瀕臨消失的「な間街坊盂蘭會」，「な間」之名，源於戰前此地為貧民區，有三十間寮屋；至二戰時，中央書院為日軍所占，引致死者無數，民間乃有度亡法事盂蘭法會所超度的。港島的盂蘭法會已有逾百年歷史，半個世紀以來，中上環的變遷太大了，寮屋早已不復存在，而「な間街坊盂蘭會」會址亦瀕臨淘汰，當中真是有說不盡的滄桑；在「な間」以外，還有香港仔的「十五間」_此名稱源於從前的香島道之東有十五間民房。
呂永升表示，新移民來到香港時難融入主流社區，而盂蘭勝會方言群特性加強，社區性減弱。此外，由寮屋、徙置區到公屋是最早移民常見遷移路徑，這一遷徙過程反映盂蘭由社區小型燒街衣活動到大型社區活動，影響都市宗教文化景觀。「盂蘭節的規模跟香港的經濟以及市民的生活水平是共同進退的，而它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官方族群的的歷史回憶。」呂永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