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二十年來，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始終是香港從法理回歸轉向人心回歸的關鍵所在，也是檢驗「一國兩制」最終成功與否的試金石。近年來香港激進本土主義運動頻繁，2014年「占中」后，港人國民身份認同降至歷史新低值。更讓人焦慮的是，香港激進本土主義運動中，本港青年身影活躍。「回歸的一代」究竟怎麼了？如何化解港人身份認同危機？未來香港將何去何從？
近日，記者專訪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香港社會思潮分析與有效引導的對策研究》課題組負責人、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徐海波，深入探討港人身份認同問題。徐海波建議中央進行政策微調，培育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環境。「一旦我們建構起兩地共同的社會發展理想，共同的價值選擇，共同的道德倫理觀念，形成『兩地是命運共同體』的認識，『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可以順利實施的。」香港商報記者林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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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回歸制度才能行之有效
在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香港經歷了長期的英國殖民統治、劇烈的現代化發展與回歸祖國的法理轉變，形成獨特的社會意識。九七回歸后，香港種族意識面臨去殖民化的困境，在社會意識層面回歸、認同中國上面臨各種挑戰。
香港多家民調機構多年來的調查表明，港人總是在「香港人」、「中國人」、「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和「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等選項中徘徊。尤其是自2009年以來，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持續下降，2014年「占中」后，達到了歷史上的新低值，只有8.8%的調查對象選擇了「中國人」的選項。
「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來，從法律上講，制度性層面框架明確，但要發揮它的作用，與人心回歸密切相關。」徐海波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只有在真正實現人心回歸以后，國家認同才能實現，制度才能行之有效。
構建兩地價值認同
自2014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來，《香港社會思潮分析與有效引導的對策研究》課題組從社會思潮的角度，對香港本土主義、國家認同意識等占主流地位的香港意識形態進行研究。「香港中西文化匯聚，不同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關系，是怎樣構建起香港人現在的身份意識，這個身份意識與內地人身份意識的差距和冲突的地方，以及這種身份意識又怎樣影響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對國家的認同。」徐海波說，通過對這些深層次問題的探討和研究，課題組試圖找到相對實現兩地融通，在塑造港人身份過程中能起到正面推動作用的引導渠道和方法。
「我們試圖去建構一種兩地都認同的價值觀、道德倫理觀和社會發展觀。」徐海波認為，只有在兩地構建對基本的價值認同、社會發展認同，從思想認識的一致性，達到人心的回歸，「一國兩制」的實踐在后30年才能順利往前深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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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認同感需適當環境
「香港回歸20年來，特別是過去的15年里，中央對港政策一直是無為而治，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實行港人治港。」徐海波建議，中央對港政策應從過去的無為而治，調整到適度的有為而治，「目前中央已有這種戰略性的轉變」。徐海波指出，隨著香港回歸，港人也是中國公民，但卻未能享受到中國公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香港人只能在口號上講「我是中國人」，但作為中國公民，他不能考內地公務員、不能在內地當兵、不能購買內地電話卡、無法購買內地社保。」徐海波說，這些看起來是日常生活中不經意的小事，讓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感覺到「我和你不一樣」。「香港回歸后，中央主要在經濟融合等大方向上去推動，隨著實踐的深入，這些細微的涉及到百姓生活的措施，會造成他們對立的身份意識的制度層面的東西，我們都要加以關注。」徐海波表示，「要讓香港人真正認為『我是一個中國人』，這種認識是要有一個適當的土壤，適當的環境才能被培育出來的。」
徐海波建議國家對香港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對現有政策進行微調。比如在內地公務員考試、內地社保等公民權利上可適度放開，讓港人感覺自己并非外人，到內地亦能享受到同等的公民待遇。「要有適當的政策，要有讓香港人生發出身份意識和國家意識的社會環境、人文環境和制度環境。這是中央下一步應該認真做研究的。」徐海波認為，「有了這個環境，后面通過一代人的教育、一代人慢慢地溝通交流，慢慢建立起香港人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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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一代」不容忽視
隨著「港獨」的出現，徐海波和其課題組將研究重點轉向了香港激進本土主義運動。總覽香港近幾年影響較大的「蝗蟲事件」「幼童香港街頭便溺事件」「占中事件」「議員辱國事件」，徐海波發現，香港社會運動的主體逐漸年輕化。對此，徐海波曾感到困惑，「中央在政策制定上都是希望香港好好發展，在SARS 、金融海嘯等大關頭都力挺香港，按理說這些年輕人對回歸后的香港應該有親身的感受。」
國情教育歷史教育缺失
徐海波分析指，香港部分年輕人出現強烈的「港獨」傾向，且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感急劇下降，個中原因非常复雜。一方面，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支持力度很大，但「一國兩制」的發展紅利沒能真正落到普通民眾身上，「我們與香港大學的一些年輕老師交流，感覺到他們的生存壓力比內地年輕人更大。」徐海波說，加上內地大量優秀人才參與競爭，香港年輕人流動性空間越來越少。
另一方面，香港年輕一代受到的國情教育、中國歷史教育極度欠缺，使得他們對國情沒有完整的認識。「他們接觸的大都是內地的負面信息，但他們沒有看到內地每年都在進步和完善。」徐海波認為，經濟、教育、年輕人發展空間等問題，在心理上累積，加上年輕人天生有政治的冲動性，香港青年人便在香港特首選舉上找到了發泄途徑，使得經濟生活中的問題在政治上反映出來。
對於本港年輕人的思想狀態，徐海波呼吁國家必須高度關注。「再過30年，這些年輕人成了中年人，成了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會占據香港社會各個主要崗位。如果他們的思想觀念沒有徹底的改變，那麼今后『一國兩制』在實踐中會有更大的阻力，更大的對立面。」徐海波說，課題組已就此向中央寫過報告。在放開公民待遇上，徐海波建議向香港青年開放更多的工作空間，「只要青年人到內地工作發展一段時間，實際的生活經驗會讓他意識到很多東西可能與過去的認識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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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輕人方式重塑港人國民性
互聯網的普及和社交媒體平台等新媒體傳播形式出現，為香港青年群體參與社會事務提供了最為便利的平台。在對香港激進本土主義運動的研究過程中，徐海波發現，新媒體已成為香港「激進本土」和「港獨」進行思想傳播和發動社會運動的主要工具和手段。
在《香港社會思潮傳播與社會運動中的新媒體作用研究》一文中，徐海波指出，新媒體所具備的渲染情緒氛圍與塑造輿論環境的能力不容小覷。2013年3月27日，「占中三子」發表「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信念書。「這封「信念書」在各大網絡、網站與社交媒體上傳播，鼓噪起了非理性的對抗情緒，使得大量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對抗政府，形成了「占中」社會運動。」
利用新媒體引領人心回歸
徐海波分析稱，縱觀「占中」事件的形成、發展過程，從其謀劃籌備、秘密部署到最終實施，新媒體作用至關重要。新媒體強大的開放性和號召力，以及打破時空桎梏制造「熱點話題」的特點，使其已經成為香港社會思潮傳播以及香港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截至「占中」行動結束時，美國白宮請願網站的聯合簽名人數高達140多萬。
「進入新媒體時代，我們要思考如何利用好新媒體這一工具，引領香港人民實現香港人心的回歸。」徐海波說，香港青年一代善於使用新媒體，這是他們的優勢，但對於社會的管理者而言，新媒體陣地的即將失守也應敲響警鐘。
徐海波建議，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在新媒體方面多投入，組織更多人力，分配更多財力到愛國愛港的新媒體平台的建設中來。「應該積極利用新媒體傳播渠道，抓住香港青年一代的心，用年輕人的方式去重塑港人的國民性，喚回他們的國家認同感，也許能夠事半功倍。」徐海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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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30年香港不會被邊緣化
從英國殖民到回歸祖國，香港人在身份再認識過程中，必須有個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的過程。在徐海波看來，香港回歸后與內地的對立冲突，身份上游離於「中國人」的身份之外，這個過程是一定會出現的。「香港回歸20年來，走的這個過程，出現了這些問題，其實是社會發展、民族融合過程中必然要出現的問題，是超越不了的過程。」徐海波說，就像人在青少年階段的叛逆行為，是成長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對於「一國兩制」的發展趨勢，徐海波抱有很大的希望。「兩個地方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人們，并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彼此經濟又沒有排斥性，出現觀念上認識上的差异性導致了一些波動，我們認為很正常，」徐海波認為，隨著今后進一步融合發展，包括日常生活經濟層面的融合，這種矛盾會逐漸化解減弱。「今后30年發展中，兩地一定會走向一種矛盾不斷解決的發展趨勢和方向。」
回歸20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很大發展。在改革開放初期，包括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為內地經濟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帶動了中國快速工業化。那麼，在今后30年中，香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價值在哪？徐海波指出，隨著內地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工業創新能力迅速提升，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和推動力不斷下降，并且以后會下降得越來越快。
徐海波稱，未來30年，香港不會被邊緣化，它對中國社會的價值，不會是過去的經濟層面，而是其完善的社會管理體系。「在社會管理層面，香港有很多值得內地借鑒的成熟經驗，比如說公務員隊伍建設制度、廉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
徐海波說，在社會管理建設方面，香港是內地的榜樣，它的經驗和探索，可以讓內地在社會管理社會建設上少走彎路。
《香港社會思潮分析與有效引導的對策研究》課題組階段性成果
馮慶想（課題組成員、現為中央財經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香港社會意識的形成與發展－－以香港本土意識、國族意識、民主意識為例》
人心回歸本質上是香港社會意識的深層次回歸，只有從社會意識的形成與發展規律中把握住港人的主體意識、價值觀念、社會身份與精神風貌的整體動向，才能富有成效地構建內地溝通香港民眾人心與社會心理的橋梁。
在「中國夢」的價值目標與精神旗幟下，科學引領香港社會意識的發展動向，把握港人的本土意識、國族意識與民主意識的變化脈搏，嘗試形成兩地民眾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撐，逐步實現內地與香港在核心價值觀念、文化身份、政治認同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相互融合，是回應目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所面臨的種種挑戰的必然選擇。
黃月細（課題組成員、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冷戰意識」：港人國民身份建構困難的意識形態根源》
部分港人之所以忽「港」忽「中」，實質上還是沒有建立起國家認同，其重要原因還是對社會主義從意識形態到國家制度上都難以認同，即在政治上難以認同社會主義中國。也就是說，在「一國兩制」下，還無法擺脫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分歧和糾葛。而且，當把握不準時，還容易把非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意識形態化，使情况更加复雜。
「占中」發生后的香港社會矛盾重重，政治化現象嚴重，國民身份認同進一步下滑，都是意識形態被泛化的表現，其極端表現就是「港獨」的出現。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也需要建構，這是杜絕「港獨」后患的根本法寶。
鄭湘萍（課題組成員、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蘇格蘭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及其對「港獨」問題的觀照》
近些年來，香港分離主義主張逐步理論化、系統化，分離主義運動日漸組織化、激進化，已由一種社會思潮逐步演變為有組織的政治行為。
蘇格蘭前黨魁薩爾蒙德執掌政務期間不提獨立公投，而是全力以赴以循序漸進方式為蘇格蘭人謀取利益，使蘇格蘭人逐漸認同蘇獨主張。隨著局勢的推進，香港部分務實的分離主義者必然會分化出來，很可能以薩爾蒙德式聚焦民生問題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獨立認同，這無疑給人們敲響警鐘。應加快速度以更靈活方式搞好香港社會底層民眾的民生問題，在爭取香港社會精英認同的同時尤應爭取香港普通大眾的認同，減少香港市民自治情緒激化的幾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