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在國家層面得到共識，各方圍繞於此的熱議持續發酵，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的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亦在擬定中。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直接對標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將成為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參與全球競爭、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載體。業內亦預見，粵港澳大灣區將以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引領，成為帶動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這對身處轉型期的香港來說，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香港商報記者李穎
外向灣區 香港地位凸顯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東莞等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這一面積僅占全國0.6%、常住人口占全國4.9%的區域，產生的經濟總量卻占到全國的12.4%。數據亦顯示，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成為世界級灣區的基礎條件：灣區內11個城市GDP總量達到1.36萬億美元，是三藩市灣區的兩倍，與紐約灣區相當；進出口貿易額約1.5萬億美元，是東京灣區的3倍以上。
作為當今最具代表性的世界一流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具有經濟集聚功能強大、服務業高度發達、金融資本充足、創新能力領先、交通樞紐位置凸顯等典型特徵。而粵港澳灣區有著比肩世界三大灣區的大體量、高密度、高產出特徵。這也就意味著，粵港澳灣區從一開始就對標三大灣區，直奔世界第四大灣區而去。
「粵港澳大灣區會成為一個競爭力非常強的引擎，引領周邊城市發展，也將為香港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在6月20日於本港召開的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如是表示。分析人士指出，作為中國三大增長極之一，將粵港澳建設成超級灣區，有利於形成北有京津冀一體化、中有長江經濟帶、南有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從而帶動華南地區加快發展，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有力支撐。
香港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納亦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未來發展的機遇，灣區內各城市群如能聯合發展，將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城市群經濟體之一。而香港作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過程中，香港必須全面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表示，與過往提法相比，珠江三角洲更多是一個流域型概念，從珠三角概念變為一個灣區概念，更強調臨海型、外向型特徵，更強調對外的、海港的灣區概念，這里面香港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香港是整個灣區最外向型的經濟。
另一方面，隨著粵港澳灣區各項大型基建的完工，包括港珠澳大橋落成之后的第二年，香港有一條屯門－赤蠟角連接公路，這條海底隧道往北連上深圳灣大橋和廣深沿江高速，就把整個珠三角東岸也連通了。東面的主線和西面的主線都打通了，以香港為中心的東西兩岸兩條主線都打通了，東岸沿江高速原只連接到深圳，現在會連接到大嶼山，港珠澳大橋也落腳於大嶼山。這樣，從香港的基建上和交通便利性、通達性上都大大提升，一小時生活圈概念可以真正形成。
凝聚共識 形成合力
無可否認，近年來有關香港「被邊緣化」的聲音不時浮現，在對香港與內地的關系，以及粵港進一步融合方面，本港亦出現一些比較短視的看法。
對此深圳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認為，「必須看到，灣區的建設并不是中央政府一廂情願的事情，而是自然發展的客觀需要。而構建灣區城市群，并不僅僅意味著對廣東的城市有好處，而是對香港、澳門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對此需要大家充分地討論，來形成一個共識。」在譚剛看來，尽管近年來香港有泛政治化傾向，但對粵港澳灣區城市群建設持正面積極看法的港人亦不在少數。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香港有識之士高度重視大灣區建設給香港帶來的前所未有機遇。大灣區概念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不久，特首梁振英便於4月19日至21日率團訪問珠江兩岸六市，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為香港未來如何在大灣區建設中搶得先機探路，并就大灣區規劃發展事宜向發改委提交意見。不少嗅覺靈敏的工商界人士隨團訪問，深入感知大灣區建設所帶來的商機。
方舟表示：「灣區給香港帶來很大的機遇，在泛政治化背景下，需要更多地去宣傳這些大型基建給香港帶來的好處，因為香港現在社會上很多對立的原因，還是很多經濟民生的問題沒解決，年輕人向上的流動性比較弱，建設大灣區實際上有助於香港紓緩內部的一些經濟和民生的矛盾，也是對香港有利的。」隨著灣區大型基建的落成，一小時生活圈優質生活家園的建立，如果再有一些公關政策配合的話，香港人的整個生活半徑會大很多。周末可以到深圳、珠海，甚至居住在珠三角也有可能。
互聯互通 政府民間共推
大灣區建設的具體落實是從國家層面以行政力量推動，還是依靠民間自下而上地推動？在譚剛看來，大的規劃肯定需要政府和一些專業機構來主導，但做完之后，港澳能不能具體參與進來，加上生活圈的構造等等，都需要通過市場和民間的力量來具體實施，而其中政府的作用還是很有必要的。
譚剛表示，目前國家發改委已經開始啟動了對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規劃，過往粵港澳合作存在的一些障礙，現在可以在大灣區規劃里盡可能地形成一個更大的共識。「在建立共識的前提之下，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發展目標，很多事情就比較好展開做了，包括基礎設施的建設，一些產業的配置，城市與城市之間合理的分工、功能的定位等等，這些以前可能是各干各的，也可能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廣東只考慮廣東的，港澳有時加入，有時又不加入。現在納入國家的灣區戰略，就會統一規劃，形成合力。」
他亦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謀劃，要考慮城市與城市之間合理的分工，資源的配置，一些大的基礎設施如何來構建等。灣區內一些國際機場如何有效地分工，機場快線、粵港深高鐵、快速通道等基礎設施如何整合起來，形成能夠藉助於大灣區的規劃及實施，去彌補過去在此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這是灣區國家戰略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方舟亦表示，一體化整體發展，要靠頂層設計和民間市場力量二者互相推動。之前香港收緊了深圳居民往來香港的頻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那麼在大灣區概念下，如何促進人流物流等要素更多地自由流動，這要看香港政府的評估，也要看香港的容納能力而定。
多核驅動 避陷龍頭之爭
在世界最著名的灣區經濟中，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都是以一個中心城市命名的，而粵港澳大灣區則非如此。作為灣區內部的三個超級城市——香港、廣州、深圳，關於誰是「龍頭」、「核心」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在不少學者看來，這是粵港澳城市群未來面臨的一個問題、障礙。同時，目前大灣區內部東、中、西各城市發展水平懸殊，影響到大灣區的整體競爭力。
深圳大學黨委副書記陶一桃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本身具有獨特的優勢，同時又面臨著特殊的問題。其獨特的優勢是它本身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地區，也是中國最成功的特區，本身具有相當強的經濟活力，同時有著毗鄰港澳、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
「而它面臨的獨特問題，一是相對於環長江口的灣區來講，粵港澳灣區的經濟整體實力并不平衡。另外，行政區劃會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制度障礙，這個制度障礙會表現為公共物品和基礎設施的供給方面的制度障礙。同時，可能會影響我們整體發展的目標的形成。」在陶一桃看來，如果不解決行政區劃的制度障礙，灣區經濟或者區域一體化整體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很難實現的。因為每個獨立的行政區劃都有自己的政績考核指標，是否能夠無條件地進入區域一體化的整體戰略中去發展？地方有自身本位的考慮，而這種考量也是理性經濟的選擇。
譚剛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合作機制，這當中包括合理的補償機制以及站在大灣區的角度和基礎上建立的考核評價制度，「不是以你一時一地的發展來評價考核地方政府的工作，而是放到灣區整體發展的範圍內去評價考核」。譚剛表示，各個城市、各個區域能否真正打破自己的利益考量，打破行政轄區的限制，真正按照灣區經濟發展的特點，以經濟來主導區域發展，形成一個開放性的經濟體系，將變得至關重要。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廣漢就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過程中可能不會出現單個核心驅動城市，畢竟這是在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基礎上更高的發展層次。而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個超級中心城市優勢的整合可以為整個區域發展提供多元的動力機制。
粵港聯手共拓國際市場
不容回避的是，粵港澳三地之間在經濟模式、法律體系等領域因為政治制度不同導致存在顯著差异，不僅如此，港澳兩個獨立關稅區及廣東省在稅制管理也存在不小的區分。如何在這種差异下實現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也是亟待考慮解決的問題。
香港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內9+2的11個城市分屬三個不同的經濟體，廣東與香港、澳門之間存在著邊境的阻隔，人、貨、資金和信息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并不能自由流通，這是灣區發展面對的首要障礙。
他表示，考察紐約、三藩地區的灣區，就發現各城市之間不存在制度和邊境的障礙，灣區內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這令到城市內優勢能夠充分發揮，產生協同效應，這個概念不是整合是流通。
他建議粵港澳三地可以在WTO框架下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在灣區里試行最開放的經貿政策，大力促進和拓展、貨、服務、資金和技術的流通，最終目標是實現灣區內的要素全流通。他建議，「在國家鼓勵和不限制的領域，應全面修改阻礙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港資企業進入和獨立自主營運的市場規則，加快國企與私企、外企法規的統一，為大量的民企、外企創造能自主經營的營商環境。」
在馮國經看來，過往30多年，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要素流通存在單向性，這種廣東所需加香港所長的模式，已到轉型的關口，現時應積極探索香港所長加廣東所長的新模式。例如，香港一直希望能推動科技產業的發展，而廣東尤其是今天的深圳，具有許多香港所不具備的優勢。而香港也具有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資訊發達，全球貿易網絡高效等優勢，可以考慮利用廣東的科研創新成果，在香港進行產品和市場的迭代，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助港切實參與一帶一路
譚剛向本報表示，基於區域合作以及城市群的灣區的構建，對港澳來說最核心之處在於，不但加強了港澳地區與廣東的聯繫，也令到港澳地區能夠比較切實可行地參與到「一帶一路」戰略中去，以及與周邊地區合作有了一個樞紐和通道。
在譚剛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帶有明確的國家特定戰略意圖。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戰略正式提出來，這從國家層面對港澳地區積極參其中提供了一個切實的保障。
馮國經指出，到今天，廣東省的資本和優勢企業已出現國際化的需求，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企業可以考慮以香港為平台，藉助香港開放多元的商業環境與國際接軌的種種專業及法律服務，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香港也可以趁此機會積極調整發展的方向，力求在內地企業和人民幣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戰略作用，既能協助國家轉變發展方向，也能為香港尋找經濟轉型的推動力。
他表示，廣東企業借香港為平台走出去，共同開拓「一帶一路」的市場，正是廣東所長+香港所長的新模式的探索，與此同時也應探索廣東企業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多種模式，鼓勵廣東企業在香港上市，通過香港實現海外併購，以及廣東企業在香港投資註冊子公司，以香港名義融資及走出去，兩地企業通過聯合投資或建立合資公司，共同走出去等等。這些模式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對「一帶一路」推進均有幫助，是多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