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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耀談香港的變與不變
2017年 06月 29日 21:43    香港商报
 

    20載守望相助 香港屹立不倒

    陳坤耀談香港的變與不變

    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陳坤耀,在學界和商界等多個領域都享有很高聲譽。他曾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校長,也曾於多間世界著名大學講學教書,說他「桃李滿天下」一點也不為過。陳坤耀於經濟領域建樹頗多,他是香港太平紳士,先后被港英政府授予大英帝國勋章、被香港特區政府授予金紫荊星章。

    日前,陳坤耀就回歸祖國20年以來,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變與不變、香港與內地的經貿關系的進展,以及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背景下香港將會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等問題接受了香港商報專訪。香港商報記者朱輝豪

    陳坤耀簡歷

    出生年月

    ●1945年1月14日生於香港(祖籍廣東增城)

    學歷學位

    ●先后畢業於皇仁書院,香港大學文學士、社會學碩士,英國牛津大學博士

    教學職位

    ●1979至1995年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獲港大講座教授銜,曾任美國耶魯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及內地暨南大學、汕頭大學客座研究員、教授

    現時職位

    ●深圳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

    頒授榮譽

    ●香港太平紳士,(港英政府)大英帝國勋章,(香港特區政府)金紫荊星章

    研究著作

    ●《高速發展的亞洲經濟體: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台灣的比較研究》(Macmil-lan,1979);《跨國公司、科技與就業》(Macmillan 1983)、《新型跨國公司》(John Wiley 1983)、《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和技術轉移》(Routledge 1994)、《亞洲的無國界經濟》(Allen and Un-win1997)等。此外,在國際學術期刊和書籍上發表了上百篇學術論文。

    東方之珠依然璀璨奪目

    彈指一揮間,香港回歸祖國已歷20個年頭。在過去20年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經濟格局亦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自身也在不斷調整和適應之中。一路走來,香港經歷了不少困難和考驗:從特區政府誕生之初即遭遇到的亞洲金融風暴,到千禧之年的科網股爆破;從2003年遭遇「沙士」襲擊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再到近幾年的政治紛爭……都給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過不少冲擊。但總體而言,雖然在過去20年里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但香港始終能夠沉着應對、砥礪前行,經濟保持平穩增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國際競爭力得以保持。

    新經濟下香港發展有點吃力

    談及香港回歸以來的變與不變,陳坤耀表示,過去20年,全世界在新經濟助推下變得很快,香港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數碼科技與互聯網對經濟發展、對社會民生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坦言,香港過去20年,對新經濟帶來的變化似乎適應得并不好,原因在於香港很久之前開始實行不干預政策,政府在科技方面的資源投入不足,基礎性研究基本上在大學進行,不能使得每個項目活化和商業化。

    「在新經濟下,香港發展有點吃力,香港的科技基礎和生態環境無法支撐過去20年數碼經濟帶來的快速轉變。」他說。

    制度優勢令香港屹立不倒

    「但在過去20年,香港不變的是其國際競爭力得以維持,其經濟制度沒有發生變化,實行的仍是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尤其在金融方面的優勢得以保持。這些,都是過去香港經濟得以維持一定增長的原因。」陳坤耀說,這20年里,香港不變的始終是其優越的經濟制度,也包括香港的法治、行政管理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基本沒有發生變化,這些不變的優勢使香港成為吸引全世界人才匯集的地方。目前,香港仍然是外界公認的全球宜居、宜商的地方。

    正如陳坤耀所言,回歸20年來,香港雖然經歷諸多不平常,但由於香港經濟制度和金融業務的基礎強大,在新經濟冲擊下,香港仍能在世界經濟發展體系中屹立不倒,而且香港金融系統抗御風險的能力在不斷增強,營商環境和競爭力也一直備受國際推崇。最近,香港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連續第二年獲評選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此外,香港已連續23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而經濟自由度則獲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評為世界第一。

    香港與內地合作日益緊密

    隨着香港回歸祖國,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聯繫更加廣泛而深入,兩地在經貿、金融、基建、教育等諸多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比如內地與香港在2003年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及其后的補充與優化協議,極大地促進了兩地的經貿合作;同年推出的內地居民赴港「自由行」計劃,為香港的旅游、酒店和零售業的蓬勃發展帶來了源頭活水。

    陳坤耀認為,回歸祖國20年,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合作更加緊密。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和深圳之間的合作。他提到,過去20年,深圳的快速發展給了香港很好的機會,兩地產生了很好的化學反應。但比較遺憾的是,在科研創新方面,深港兩地的優勢發揮得并不好,香港和深圳、和全國在商業貿易等領域的合作可以更進一步。

    「在早期,香港對內地經濟發展的幫助很大,包括在內地爭取外匯方面,香港提供了很好的貿易窗口,為創匯提供幫助。在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波中,香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陳坤耀說,內地對香港經濟的幫助其實也不少,過去20年,特區政府剛剛誕生之時,香港就遭遇到亞洲金融風暴,中國政府積極幫助香港應對金融危機。此外,受2003年「沙士」冲擊,香港經濟尤其是貿易和旅游等方面得到內地有力支持,當時中央政府采取一連串政策,包括采取「自由行」政策、建立CEPA機制等,幫助香港經濟平穩過關。

    內地成香港經濟「穩壓器」

    陳坤耀指,內地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最主要是在世界金融風暴產生后,由於內地實行外匯管制,不容許資本自由流動,因此內地股市和匯市沒有受到嚴重冲擊,這使得香港受惠不少。他解釋稱,由於香港屬於小型開放型經濟體,很容易受到全世界經濟變化的影響,全球金融海嘯對中國冲擊較小,而香港則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所以,內地能在香港動蕩的時候提供很多幫助,而且有能力對香港經濟起到穩定的作用。

    「隨着中國迅速崛起,香港也更受內地經濟景氣循環的影響。如果香港經濟受到影響,內地會及時給予香港新的政策,幫助香港平穩度險,特別是金融風暴之后,中國經濟對香港的穩定作用比較顯著。另外,在一系列預料不到的因素影響下,香港經濟能夠維持平穩增長,也證明了香港經濟基礎是相當好。」他說。

    大灣區須打通「邊界障礙」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9+2」發展規劃,陳坤耀認為這對香港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大灣區對港「是機遇亦是挑戰」

    陳坤耀指,香港缺乏的土地、人口、市場和基礎的科研等,都可以在大灣區找到解決方案。他詳述,一是在不干預政策之下,香港基礎科研只占本地生產總值的0.7%,遠遠低於深圳的4%,香港基礎研究發展有限,即香港基礎科研無產業對接,無生態容許初創公司失敗后從頭再來,對人才的支撐不足;二是香港的土地資源不夠;三是大數據時代需要大市場,香港本身無大市場,而大灣區可以整合7000萬人大市場,有助於香港未來的發展。

    「大灣區其實是相輔相成的。香港和內地互相需要、資源和優勢互補,內地也可以從香港得益,包括香港的人才、香港的制度、香港營商的經驗,尤其是金融業務的經驗,以及整個現代服務業等對大灣區都有很多助益。」陳坤耀說,如今,中國最需要發展的就是現代服務業,從中央給予前海四個現代服務業的使命就可窺見一斑。因為中國第二波經濟發展需要結構轉變,即由成熟的制造業轉移到現代服務業,香港現代服務業幾十年的經驗,無疑會對大灣區的發展作出很多貢獻。

    探索「一國兩制」區域治理新模式

    與東京、紐約、舊金山三大灣區相比,陳坤耀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最大的問題在於有「邊界」,而其他灣區無「邊界」,即大灣區經濟整合不是在同一個地區之內,人流、物流、資金流等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

    他指,大灣區下一步是要解決「邊界」的障礙,即如何做到暢通無阻。只有打通「邊界」,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效應才能最大化。「要打通障礙其實也不難,因為也在『一國』之內,雖然是『兩制』,但未來可以創新『一國兩制』的區域治理新模式。」

    重新審視「積極不干預」政策

    陳坤耀在經濟領域建樹頗多,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亞洲經濟發展上。

    撐政府有能力去影響經濟

    陳坤耀曾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香港行政局成員、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主席、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會主席等職。香港回歸之前,他對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一直都持有批評,認為港英政府其實誤解了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他解釋稱,「積極不干預」被解釋為盡力不干預,即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里「積極地不干預」,而實際上原本的積極不干預并非積極地不干預,而是「積極性地干預」,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不干預是因結果有積極性,但如果不干預產生了不良效果,政府就應該去干預。

    陳坤耀本人比較支持政府有能力去影響經濟,或者需要在某種情况下出台相關政策去影響市場,即政府在其中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甚至在財政政策方面要積極一點,不一定要做到財政年年平衡、年年有盈餘。

    港創科產業落后亟待改觀

    「過去20年,特區政府成立后,歷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等,都希望組建一個有為的政府,政府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因為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未必是最好的,經濟靠市場的力量無論如何不會完美。由於有很多不完全競爭的因素存在,『積極性的不干預』這個思想在過去20年比較受政府接受,政府應該重新檢視原來的積極地不干預政策。」陳坤耀說。

    陳坤耀認為,香港創新及科技產業的落后與香港政府一向奉行的積極不干預市場政策有很大關系。他提到,香港政府未來應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制訂鼓勵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政策。

    前海是中央給深港的「大禮」

    一直以來,陳坤耀對內地經濟的發展都較為關注。他曾於改革開放之初被邀請到深圳授課,對當時齊集於深圳的內地政府官員進行培訓輔導。2014年,有感於深圳前海將引領中國第二波改革開放浪潮,他決定受命「出山」,擔任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為前海開發開放、深港合作以及內地經濟持續發展出謀劃策。

    出山北上建國際新銳智庫

    「當初接受邀請,是意識到前海不只是2010改革開放30周年時中央給深圳的禮物,也是2012年香港回歸15周年時,中央給香港的禮物。」陳坤耀說,前海大力推進最大的意義是象徵着中國第二次改革開放,因當中國第一波經濟發展接近尾聲時,需要有新的結構轉變來應對經濟新常態,所以中國要有「第二次改革開放」。

    前海創新研究院於2014年7月在深圳前海成立,是一間致力於公共政策研究的獨立的、非營利性民間智庫。2016年,前海創新研究院(QIIR)榮獲全球最佳新銳智庫。目前,研究院下設金融創新、「一帶一路」、深港合作三個研究所,開創QIIR午間研討會、QIIR創新沙龍、QIIR杰出學者講座和QI-IR大師講堂等學術品牌,共舉辦各規格活動42場,其中包括15場大型論壇。

    依託香港推廣「前海」品牌

    陳坤耀說,「對前海創新研究院的發展定位有兩個:一是國際化的智庫,包括人員的任用都很國際化,國際化的智庫在國內來說是比較稀缺的,因為再做政府下屬的智囊沒多大必要,而國際智庫可以利用國際資源優勢,利用我本人在境外的人脈資源,邀請國外專家到前海作訪問學者,做實地研究,回國后可以推廣前海。二是智庫要有很多學術活動,要盡可能地和外界溝通,因為政府下屬的智庫有諸多限制,所做的研究不便發表或不容許發表,不能有公開的討論,沒有公開的知識交換。而QIIR的研究成果能夠公開,它能成為知識傳播和交換的平台。」

    陳坤耀指,以上兩點都以前海為本,替前海的品牌推廣帶出一條路。另外,前海和香港關系密切,前海需要依託香港,而香港的經濟發展、香港的現代服務業需要通過前海打出一條路。

 
(來源: 香港商报) 編輯: 朱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