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何藩，翟偉良笑著用手比劃道，他跟我同一個老師的，他影相不是很厲害，但看相非常厲害，比如這張相四方度不是很好，他可以這樣。
「他用畫意即沙龍的手法，拍寫實即街頭巷尾的題材，用光和線條，主要是光，構成一幅好華麗的畫面，這是他的特點，受到全世界歡迎。他的畫面比布列松和馬克呂布這些更加華麗，我那些照片，有人說更像馬克呂布的，畫面主要捕捉人的動態，用很樸素的手法，不理會光源不理會角度不理會天氣，最重要這一刻草根階層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動作、神態我覺得最好，就用這部相機代替支筆記錄下來，所以我的作品大多數都有人物的，甚至連《雛鴨》也可以說是人物照，因為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每個家庭珥珥」
為什麼會偏愛兒童題材的攝影？翟偉良解釋說，首先當然兒童天真爛漫，另外一個原因是他非常同情那些窮孩子，他想說給整個社會聽：這個世界上有些孩子沒書讀，有的很小就要去派報紙送牛奶幫人開車門，「我想把這些都拍出來，讓社會人士知道，今時今日還有很多很窮的小孩。」
他很喜歡的幾張照片都是兒童題材的，一張被他用作《獅子山下》攝影集的封面，他指點著記者留意這張1966年攝於黃大仙取名《姐弟倆》的照片細節，「那時很多都是大個湊細個」；另一張拍攝於深水桋雨日街頭的照片則被人認為神似布列松的《拿酒瓶的小男孩》，「但我拍的（那個男孩），我不認識他他不認識我。」還有一張攝於九龍城的《賣金魚的小童》，畫面上，一個滂沱大雨的夏日，趁暑期賣金魚幫補家用的孩子，因為落雨沒生意，渾身濕透卻笑嘻嘻地提著滿架一袋袋的金魚在雨中疾行回家。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孩童樂觀、隨性、獨立及吃得苦頭的一面呼之欲出，勝過千言萬語。
其實這正是翟偉良攝影的初衷。他說，自己本身接觸草根階層就多，雖然那時不會想到幾十年以后要出書，但有件事引發了他的拍攝興趣。「當年在漁農處，知道沙田將來要做衛星城市，一定會填海、遷村，當時很多地方開始拆屋了，我就想應該拍了它，以后的變化再接著拍……但不是特登去影，因為（攝影）本身不是我的職業，經過見到，我就影番一兩張，不管它有沒有用，陸陸續續就拍了這麼多，跟當年香港的沙龍攝影趣味完全無關。」他自豪於「職業攝影師往往拍那些大型建築物，很漂亮的街道、城市面貌什麼的，但是缺乏人物，有的拍了人物但沒有我這些草根人物、窮孩童……」在他的鏡頭中，我們很少看到富人，多是普通忙碌的勞動者，那些工人、漁民、小販、老嫗和兒童在簡陋的街道上生活勞動，貧窮而質樸，艱苦卻樂觀。那個戰后香港經濟文化全面復蘇的重要時刻，翟偉良不動聲色地將他們定格在鏡頭中。
問到翟偉良從1964年開始，到1977年他慢慢轉換拍攝方向，十幾年間究竟用鏡頭捕捉過多少獅子山下草根階層的生活片段和勞動百態，為一瞬即逝的歲月留下回聲？翟偉良坦承，當年拍攝的底片超過萬餘張，不過保存下來的大概還有「千二張」，其中「百幾張比較滿意」。他自言，雖然經過三十多四十年歲月的洗禮，無論生活習慣、各行各業，居住環境，道路交通等都顯著地起了根本的變化，但在新與舊的對比之下，舊照片可以印證歷史，我深信會有可觀之處。就像小思所言，正是這種對香港艱難來路念念不忘的情懷，不僅可為親歷的讀者重溫記憶，更能使未經世故的年輕一代人細味前人身世，對當年的香港社會增加多一點的認識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