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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應以攻為守 主動開拓新未來
2017年 09月 10日 00:00    香港商报
 

    呂大樂《香港模式》獲ICAS獎

    港人應以攻為守 主動開拓新未來

    所謂的「香港模式」是歷史的偶然還是管治的必然,是遺產抑或包袱,是時不再來或者榮景可期?今天的香港是否仍然深陷、折墮在香港神話的迷思之中?尷尬的香港是否真的需要雄安新區、南海填島這樣振聾發聵的大手筆才能拍醒?一場理性、建設性的社會大討論,一個對過去成敗、未來得失的全面反思是否真的是水中花鏡中月?到哪里去尋找醞釀變化的城市發展動能和潜流?

    知名社會學家呂大樂兩年前的著作《香港模式》7月榮獲享譽國際的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圖書獎(ICAS)之中文國際圖書獎,成為該書獎首本亦是唯一一本獲獎的中文書籍。呂大樂在書中以香港模式掘墓人而非追隨者的自覺,審視、梳理了所謂行之有效的香港模式的細枝末節、來龍去脈,藉此探問城市未來走向。喜歡踢球、也愛看足球員傳記的呂教授認為,防守不單只被動,而且更不會積極響應周邊環境因素的轉變,長期抱持防守思維的香港人,應以攻為守,主動開拓一個新的未來。香港商報記者 金敏華 文/圖

    兩年一屆的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圖書獎創立於2004年,旨在獎勵亞洲研究領域的優秀著作、吸引國際學者對亞洲出版作品的關注,以往只會選出以英文撰寫的人文類及社會科學類書籍各一本,獲獎書籍均為亞洲研究的頂尖著作。今年,中文、法語、德語、韓語及日語的亞洲研究著作,首次被納入國際圖書獎範疇。

    《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2015年6月出版)是今年59歲的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著名社會學家呂大樂繼《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四代香港人》、《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等一系列關於香港文化觀察和社會分析重要文本之后的最新一本。在該書序言中,他開宗明義:「『舊夢不須記』--曾經為香港帶來安定與繁榮的種種制度安排,早已因為內外環境出現了變化,而無法繼續發揮其原有的作用……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回到過去』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所謂的「過去」即是長期被視為行之有效、香港社會賴以成功的一整套發展模式及制度支柱,如靈活的中小企、「積極不干預」政策、神話般的公務員團隊、「諮詢式政治」、「新市鎮公屋工業」三環緊扣的都市規劃方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安居樂業景象等,呂大樂通過分析1997年回歸以來以上因素陸續暴露出的問題和弱點,認為「如何從舊的框框里走出來,是目前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要解決目前困局,就必須摒弃舊有思維。

    雖然在二次元的世界里,認真你便輸了,但是這位身兼教大香港研究中心總監的社會學者反問道:大家其實可以認真一點嗎?舉個例子,「如果我們對『一帶一路』認真,那香港是不是應該發展一間外語大學?因為香港的全球化不過是英文世界的全球化,如果你真是要扮演超級聯繫人這個角色就真的需要想應該做些什麼,怎樣吸引年輕的人才把俄文法文作為他的第三語言?如果你不想這些事情,十年之后,面對『一帶一路』,你的挑戰真的會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呂大樂的學術著作向來深入淺出,沒有詰屈聱牙的離地氣息,他自承這可能跟自己在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港大上學期間有關,「毛澤東走入群眾的講法我一路深信不疑,如果不能講到群眾的語言,你就無法影響別人,無論他的語言多麼粗俗,應該學識之后用他的方法使他明白你在說什麼,讓他能聽懂你講的所謂很深奧的內容。對我來說無論演講還是寫作,如果悶到人不想看,那多高深的理論都沒用。」

    模式變成包袱

    香港商報:《香港模式》其實有一個有趣的副題:「從現在式到過去式」,能否解釋其具體內涵?

    呂大樂:我在其他文章曾提及香港是一個「現在式」的社會,一部分原因是在以前的年代,香港既無規劃也不是那麼相信規劃,很少思考未來;同時,香港也很少去想過去的事情,這就是我所謂的香港「現在式社會」,這個如此強調「現在式」的社會到了1997年前后,其實它的發展模式已經去的差不多了,這種強調現在式的狀態本身慢慢變成了過去式,所以副標題的意思就是,這一香港發展的模式到了今天,因為大環境的變化已經不可能再不斷重复,就可以克服到它所面臨的問題,變成它要變成過去式了。

    香港商報:與坊間為數不少的解讀香港經驗的著作相比,您的這本《香港模式》有何不同?

    呂大樂:以往多數講香港發展模式的書都是圍繞成功經驗展開,比較少去反省究竟今天它是否仍能運作下去,所以一個很大的差异就是,發展到今天,香港模式已經不是某一個局部出現問題,很多因素是互相聯繫的,一部分改變后第二個部分就做不到了。所有問題要有一個通盤的反思才行,我特別想強調環環相扣的這套模式已經通通有問題,如果這一刻你只想透過微調、做局部改變或做些改善就可以解決上述問題,我覺得是不會成功的。

    香港商報:那麼過去很多年行之有效的這套模式今天看來究竟是遺產還是包袱?

    呂大樂:兩樣都是,它有它留下來的一些值得參考的地方,但是,當你參考完之后以為這個就是方程式、就是萬試萬靈的解藥,覺得我改一改就可以重新再用這付藥去醫病,這樣它就演變成了包袱。因為所謂的「行之有效」是以前的情况,不是現在,也不是未來,如果你不想讓這個大包袱拖后腿的話,你就要走到前面去。

    小修小補難解決問題

    香港商報:今天的香港是否可能創造一套新的模式?

    呂大樂:香港今天要有良好的管治需要一套全新的模式,困難在於政府變得越來越弱勢,外在環境變得越快,你就越難創造一個全新的模式出來,因為要創造一個全新模式,一定要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在這個磨合期,如果有很多事情不順暢或者做得不好,大家因為信任而容忍,現在我看不到社會會給你足夠的時間這樣去做,這就是現在的困局,理論上所有的信息、信號都告訴我們,一定要大變,但你卻沒條件大變,於是只好尋回舊有模式。

    現在很多小型企業在服務業里掙扎,是不是我給你一些小小透氣的機會就能解決問題?還是你真的要思考,除了現有的市中心之外,我們可不可以擁有一個新的中心區?如果用一個很大刀闊斧的做法,即不再跟你講中環尖沙咀,而是用類似雄安新區這樣的思路,可以想象在香港一定會吵得天翻地覆。如果不做這樣的大動作,那就永遠還是那幾個中心,還會受到現有諸多因素掣肘。

    香港商報:怎麼破解這樣的困局?

    呂大樂:如果香港要再次騰飛的話,或許真的需要一個很大的轉變,一種跟以前的做法很不同的思維才有機會扭轉現在的狀况,我不相信透過小修小補就能解決問題,如果現在還在想在市中心找塊地、蓋棟樓就可以解決居住問題,就算一時得手,也會產生很多后遺症。與其這樣,不如在香港管治範圍內去填海,填一個香港這樣偌大的島出來,就像南沙填海那樣,這就是新市鎮,這樣才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做出來,包括可以考慮產業發展空間,如果不是這樣你說要發展創新科技要如何如何,都有些好笑。

    未來20年香港仍有優勢

    香港商報:香港要想再次騰飛,是否仍有其優勢?

    呂大樂:起碼在未來20年-25年,香港這塊地方還有一個很有利的位置,因為始終國家其實沒有完全開放,無論人民幣、文化產業也好、整個知識信息系統也好,它的沒有完全開放的狀况,就使得香港繼續擁有一個獨特的位置,做到一些原本理論上可以在內地做、結果都要在這里才能做的事情。

    香港商報:除了您正在寫的新作外,教大香港研究中心關注的課題還有哪些?

    呂大樂:香港仍有很多題目不管是世界還是區域都有關注的興趣,香港研究可以去到不同層次發展,有的可以很本土,主要的對象可能是香港人;有的可能是世界史里面一個範圍,1850年-1939年間,有600多萬閩粵人經過香港移民到海外,於是我們在海外有很大的粵語區,這件事無論是對粵劇的發展、粵語音樂、粵語電影全部都有關系,也就是在整個世界華人的發展過程中,香港的角色和影響是什麼?香港研究中心目前做好基礎設施,同時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小型研究中心,可以做電話訪問,做大數據,也會舉辦一些周年性活動,其中一個叫香港研究周年研討會,會頒獎給過去一年的出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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