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積極學習十九大報告，中央更特派宣講團來港作介紹，尤其是關於「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個最根本的政策。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則提出了在新時代香港要重新定位。無疑今后本港的發展若要配合和融入內地，便必須有新策略及新部署。中介角色要改變
首先要了解祖國進入新時代后香港面對的新形勢，再在此基礎上考慮新定位及發展策略。新形勢中有三大項尤須注意：大開放、大聯通及大科技等「三大」將為香港的發展環境帶來根本性變化。
在新時代中國對外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一帶一路」建設和簽訂更多多邊及雙邊自貿協議的推動，令中國的市場開放及企業、人員走出去向更深更廣發展，但最根本及最重要的是中國的角色已出現大變。過去的開放是中國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大潮，并由此改造本身的經濟及產業。到了新時代，中國則要擔負新角色，要引領和推動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在美國退席后，中國必須接棒擔大旗。中國也將由規則接受者變為規則制訂的引領者，可由此改造世界以建立更公正的新秩序。
當中國開放效果由自我改造進到改造世界，香港作為內地開放中介的角色也要隨之改變，中介功能要升級換代。最重要的中介領域是金融：香港是內地金融開放走向世界的踏腳石，人民幣國際化及資本市場開放等循此途徑。香港也是內地引資及引進海外金融業的主門戶，但今后還有新的情况出現，中國將要推動新金融體系的建立，而非只接受西方的一套。這包括建立中國版布雷頓森林體系（現已有亞投行、金磚銀行及絲路基金等），其目標是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融服務。中國還要在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上引領創新突破，探索更符合新興市場需要的管治與商業模式，涵蓋匯率機制、短期跨境資金流管理，巴塞爾及Dodd-Frank管理規章的完善化，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及監管，和建立獨立於西方的評級機制及機構等。從長遠看，更可在清邁協議的基礎上建立亞元及東亞貨幣聯盟，以配合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設置。這些都是重塑國際金融體系的重任，當中香港有能力助祖國一臂之力嗎？這乃港府及金融界要迫切反思的問題。香港不能停留於協助內地擴大金融開放并從中獲利的中介模式。
大聯通大科技
大聯通反映了內地基建互聯互通的大發展。進入新時代，內地將成為高度連接社會，可通過各種交通通訊及能源和互聯、物聯等網絡相連。剛巧香港也將要大幅提升與內地的連接度：由明年起會有港珠澳大橋、港深穗高鐵和蓮塘口岸的開通，為兩地經濟社會融合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內地每為大型基建項目規劃配套項目并及早部署，香港在這方面理應更為積極，但郵輪碼頭建成幾年仍似處於荒野中。港珠澳大橋亦曾帶來建設橋頭經濟區的說法，但現時落實幾何？更重要者是連接度提高將帶來更多的競爭及更精細的分工，和更多的腹地及發展空間，機遇與挑戰齊來。故勝者多得，敗者多失，對此香港準備好了適應策略沒有？連接度上升后，將出現跨境要素流動及業務再布局的新浪潮，近年港人港企北上發展日增或是先兆。
大科技反映內地近年科研成果出現井噴的情况，但這只是開始，進入新時代噴發將更為壯觀。政府已加強了推力，月前便出台了人工智能(AI)發展計劃，最近又安排了BAT等「四大金剛」分工負責不同領域的開發。創新驅動型發展將是今后內地經濟運行的主模式。民企投資日趨蓬勃，形式多，金額大，如馬雲便投千億元建達摩院，還要在廣州建立工業研究院。全國為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出現了百花齊放、萬舸爭流局面，氣派甚盛。對香港來說，融入內地發展大局的關鍵在提升創新及研發實力，這關過不了，其他也沒戲。香港要與深圳等地形成創新雙中心其志可嘉，但有關計劃、項目及要素投入何在？正如董建華先生所說，現時不努力，下一刻便遙不可及。
國家進入新時代，香港對所處環境要有新認知和有更大的行動緊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