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研究中國宏觀經濟超過40年的學者，曹遠征在眾多經濟學家中是罕有的樂天派，2016年末中國許多經濟學家在為中國2017年究竟保房價還是保匯率憂心忡忡、預警不停時，曹遠征依舊保持了謹慎樂觀的態度，而他當時的政策建議也格外簡單易行：中國政府堵住熱錢外流、切斷資產價格和匯率之間的聯繫的同時，利用中外利率差异，用利率引導匯率，擴流入穩匯率，樓價和匯率都有望保住。他是唯一預測人民幣匯率不會破7的經濟學家。2017年即將結束，宏觀經濟運行各項指標持續向好，這也印證了曹遠征的樂觀預期所言不虛：一線城市的房價基本平穩，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相對成功，GDP增長前三季度超預期，人民幣匯率也由破7的邊緣逐漸回穩攀升到6.6左右的水平。
明年GDP增速略低於今年
香港商報：您日前在中銀國際的十九大報告解讀中，提到這次十九大報告中沒有一處提到GDP增長，今后不追求高速度而追求發展高質量的經濟體系。有專家預測，2018年針對房地產業可能出台的嚴控措施，可能導致2018年GDP增速下破6%，甚至有可能會低到5.8%。而今年三季度的出口數據增長只有6%，比預期弱，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預測？
曹遠征：十八大召開時，中國提出從2010年到2020年GDP翻一番，中國居民收入增長應與GDP增長相同步，也要翻一番。這是中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治承諾。今年GDP的增長預計在6.8%左右，如果要實現兩個翻一番的政治承諾，未來三年的經濟增長應該6.3%以上。根據經驗數據，每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可以帶動將近200萬人口的新增就業，而中國每年要消化一千多萬的新增就業人口，也決定了GDP的增速也不能太低。我們預測，2018年中國GDP增速在6.5%以上穩定前行，如果真的出現意外情况即低於6%的跡象，我個人認為政府還是會出手干預，微調預調來穩定增長的。
目前新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經上升到11%以上。另外，三季度出口數據雖然只有6%，但還是保持了正增長，不像過去有兩年出現了負增長。
必須關注三大風險點
香港商報：周小川一方面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比較樂觀，另一方面他又說中國要警惕明斯基時刻來臨，您如何理解這兩種看起來似乎自相矛盾的觀點？您認為在中國可能觸發明斯基的風險點有哪些？國企高杠杆、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影子銀行那個領域的敏感度更高？
曹遠征：觀察近七十年全球各國經濟，為應對以生產過剩為特點的經濟周期，旨在調控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得到普遍應用，通過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來應對經濟危機成為常態。這就出現了兩個周期，一個是傳統的以生產過剩為特點的「經濟周期」，另一個是以杠杆由擴張轉而收縮的新「金融周期」。統計發現，前者通常為1-8年，后者則為10-20年。兩個周期可能迭加，也可能錯位。而通常在錯位期，會出現較大的經濟金融風險。
近幾年全球的經濟增長表現與財政貨幣政策的擴張相關度很高，貨幣政策擴張往往推高樓市、股市等資產價格。目前美國宏觀經濟表現較好，美聯儲啟動了加息、縮表等去杠杆的進程，而中國宏觀經濟下滑去年已經觸底，今年在築底。宏觀經濟穩定使中國開始了「去杠杆」進程，也就是不再為宏觀經濟表現「打點滴」。在全球「去吊瓶」的過程中，是否會因為房市股市的下跌引發劇烈的資產負債表收縮，這就是周小川所擔心的明斯基時刻來臨。
杠杆的可持續為核心
按照明斯基的看法，債務借貸周期可以分為理性借貸、投機借貸和龐氏借貸三個階段。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錯，最大的風險點是杠杆率偏高。在高杠杆的情况下，人們很難預測風險的爆發點和爆發時刻，難以判斷何時是「酒會高潮」。高杠杆雖隱含著高風險，需高度重視，適時去杠杆。但是以更深層次看，最重要的是能否保證杠杆的可持續。換言之，只有在可持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杠杆。
宏觀層面經濟增長穩定可期，微觀層面政府、企業、居民個人的收入能力可持續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基礎。只有這些基礎穩定，付息能力才能穩定，杠杆才能穩定，才有條件去杠杆。所以靜態的債務總量不可怕，可怕的是杠杆率持續升高和過於緊繃的流動性。所幸目前經濟情况好轉，杠杆率已經開始下降了。
要防止流動性過緊所謂金融市場「踩踏事件」的發生，必須特別關注目前中國三大風險點：房地產，影子銀行和地方債務可持續性。
房地產的風險在於之前漲得太快太猛，如果突然下跌會引發銀行壞賬。目前銀行業總資產中26%與房地產相關，開發商只占6個點，其餘20個點全部是按揭貸款，如果中國的銀行能夠把30%的首付門檻牢牢守住，斷供或自願性違約的概率就很低，銀行業的風險就總體可控。
影子銀行的規模正在大幅度減小，如果是非標準資產，就必須回到銀行資產負債表里。如果是標準資產，今后用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出表是一個方向。這需要相關法律制度的健全和政策激勵的配套，相關的改革應該加速。
中國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債務占GDP并不是很高，只有44%。從總體上講，并不嚴重。其中的突出問題在於地方政府的或有負債，即地方融資平台債務。它雖然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債務，卻與地方政府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解決地方融資平台債務問題除重新厘定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內的支出責任外，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進行真正意義上的PPP安排。
省縣級資產負債－－靜悄悄的革命
香港商報：您剛才介紹國資改革時提到統一併表財政部的重要性，記得2012年，您就發表過《重塑國家資產負債能力》的文章，系統研究過國家整體資產負債表這個課題，這兩年有更多的學者和銀行家也主張建立國家層面的完整的資產負債表，尤其是地方政府高速增長但透明度欠佳的許多負債，讓此建議呼聲更多更加強烈，請您談談目前建立國家層面的資產負債表的難點主要有哪些？
國家整體資產負債表不可或缺曹遠征：國家整體資產負債表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及長遠規劃不可或缺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包括四大類主體資產負債表，分別是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非金融類企業、居民部分。這四大主體的資產負債表中政府占據著顯著的重要地位，但是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的建設和管理能力很薄弱，口徑不統一，尤其地方政府仍然是經濟建設型政府，他們形成的直接隱形、或有債務浮出水面之前不能察覺，會影響政府部門債務償還的可持續性。目前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已開始編制，地方政府授權當地財政部門編制資產負債表的工作有些已經開始，但大多數任重道遠。
從財政學的角度觀察，政府資產負債表的編制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過去政府財政的會計方法是現金收付制，有多少錢花多少錢，而不問花錢的去處和受益。資產負債表編制則是權責發生制，不僅要問當期花錢的去處和受益，還要問形成了多少資產和負債，從而是跨期的，是牽涉到長遠的財政可持續能力建設的。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資產負債表的編制是國家長治久安治理能力的基礎性工作，意義十分重大。中國目前是三級財政，即中央、省、縣市。從目前編制政府資產負債表的進展來看，后者清產核資的工作量非常大，可見的土地、森林、水、礦藏有評估辦法，但是涉及文化類的資產如何評估有難度，新媒體如何評估其無形資產，教育局管轄的各類學校怎樣確定價值等等，這都需要時間。
從嚴格意義上講，只有編制了完善可靠的政府資產負債表，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與此匹配的收入才有了清晰的界定和討論的基礎，就目前的進展而言，已經可以看到政府收入中債務收入的輪廓及其改革方向。
多負債主體問題亟待解決
中國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債務尽管總量不大，占GDP的比重不高，但是存在兩個明顯的問題：第一是期限錯配。根據2012年中國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審計報告，48.85%的地方政府債務發生在2008年以后，并且借短貸長。這是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政府加大開支的后遺症。因此，用政府發債來置換銀行貸款、糾正期限錯配就是必須的。我們認為，截至2017年地方政府到期債務都會被置換完畢。尽管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并沒有減輕，但期限錯配可以化解。
另一個問題是地方政府負債主體太多，主要發生在基層，根據2012年中國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審計報告，中國2179個縣只有54個縣不負債。此外，還有大量的以地方融資平台形式出現的政府或有負債主體。負債主體眾多，尽管債務總量不大，但也使債務管理變得困難。因此，在十九大召開前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各級政府要嚴肅紀律，控制債務，甚至要倒查責任。
須界定政府支出邊界
地方債務問題從嚴格意義上講，不是金融問題而是財政問題。財政體制改革是最重要的。界定政府支出邊界，尤其是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邊界成為改革的指向。十九大提出「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就地方政府的或有債務而言，今后應該對地方融資平台進行公司化改造，使其變成國有企業，尽管它是國有的，但財政關系不是政府的負債。在理順財政關系的同時，如果將地方融資平台打開，用PPP安排是可以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債務問題的。所謂PPP就是用本項目的收入和本項目的現金流覆蓋本項目的債務。發改委和財政部都推出PPP，項目庫金額達到15萬億人民幣。發改委的PPP在新建項目使用，財政部的PPP在傳統項目、在建、已建設項目試用。目前PPP的立法、制度建設正在加速之中。
國資管理改革會有重大政策出台
香港商報：這次十九大報告中特別提到將來改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改變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成為未來的重點，不僅僅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還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就此您能否解讀得更加詳細一些？
曹遠征：2018年是中國改革大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政治局常委見面會上特別講到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是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預計明年國有企業改革、財政體制改革方面會有重大的政策出台。
在國企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出發點就是從以往的管資產、管項目、管人轉變為管資本。十九大報告中有一個用詞變化：即變「國有企業做強做大」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以往管人、管資產、管項目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過於复雜，層級過多。考核的重點放在靜態的資產規模做大做強上面，很多國企熱衷高額負債做大資產，這也是國企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如果向管資本的方向轉變，金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值得借鑒。在金融國有資產管理上，重要金融機構的人事任命由中組部考察完成，作為出資人的匯金公司可以參加董事會、股東會，就重大事項發表意見、投票，但對各大機構的日常經營不干預，可是每年有一個硬性要求，就是參股或控股的企業分紅率不能少於35%。
財政部為最終出資人
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國改革了財政預算制度，并相應修改了預算法，明確了包括國有資本預算在內的各類政府預算都納入統一預算。這也表明財政部是國有資本的最終出資人。如果目前80多家央企統一併表財政部，今后借鑒投資控股公司的模式，動態考核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除少數戰略性產業絕對控股之外，根據盈利多少調節股本大小配置，強制央企高分紅，不再干預具體業務、項目和經營，這樣企業運營效率會高很多。之前國資委轄下的很多企業不分紅，每家央企母公司、子公司、孫子公司可能有上百家，它們分布在不同的省份、縣市，所以從中央到地方，不同層級的國資委既管資產、管項目又管人，業務審批流程非常复雜。
與此同時，如果財政部是最終出資人，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后的各類投資控股公司將發展代理出資人責任，財政就可以依照預算法不僅對國有資本預算納入統一預算，而且方便調度，特別是有利於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保預算的支出壓力。而最近出台的將國有資產股權的10%劃入社保就是最好的例證。
目前上海國資委緊鑼密鼓推動央企參與并購整合地方國企，正是反映了這一趨勢，率先動作。今后減少國企層級、併表財政、減少國資管理層次應該是改革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