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稅改塵埃落定密切關注溢出效應中國：見招拆招

繼美聯儲去年12月份一如外界預期加息後，經過幾番激烈辯論的共和黨稅改方案最終塵埃落定。這項針對企業大幅減稅，並降低部分人的個人所得稅和減徵遺產稅的稅改方案，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獲得的首個重大立法勝利，將全面改寫美國現行稅法，有望為美國經濟注入強心劑。在世界範圍內，各方圍繞美國減稅的討論甚囂塵上，美國減稅會對全球經濟影響幾何?會否引發製造業回流美國?全球其他國家的減稅步伐跟隨?中國方面如何應對?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試圖一一作答。

香港商報記者朱輝豪

稅改料提振美經濟

當地時間去年12月20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該法案在送交總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後，將於2018年1月開始實施，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獲得的首個重大立法勝利。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上任以來就把稅收改革作為其經濟政策目標的核心內容，他認為正是公司稅太高才導致美國公司在國際上缺乏競爭力。此次特朗普稅改正式施行後，從2018年起，美國企業稅將從35%下調至21%，廢除替代性最低稅，對中小企業減稅，企業設備投資能夠完全抵扣。個人所得稅方面，將繼續保留7檔，但對多數稅率進行了下調。此外，稅改簡化了稅法，減少了一些抵扣和其他調整。

影響將逐步釋放

美國共和黨人表示，他們的方案是自1986年美國里根總統出台改革以來最重大的稅改，能夠為美國經濟注入強心針、提升工資、增加就業、讓美國在國際經濟中更有競爭力，還能讓所有納稅人得以減稅。

對於美國稅改方案的評價，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院長馬曉野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稅改方案的目標比較明確，觀念也比較鮮明，產生的變化也是相當大的，意味著美國經濟的各個方面將跟著調整。總體而言，稅改沒有出現大的偏離，符合特朗普政府要達到的國家治理的目標，無疑會對美國經濟產生攪動作用，但稅改的影響不會立竿見影，對經濟的有利作用將會逐步釋放出來。

或衝擊華經濟體制

單從企業稅負來看，外界普遍認為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在全球比較中偏高。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17年全球企業綜合稅率排行榜，中國以67.3%的綜合稅率在全球190個有數據經濟體中名列第12位，遠超世界均值40.5%。馬曉野指出，中國企業承擔著高稅負是毋庸置疑的，這基本是已經是一個共識，無論官方如何解釋，高稅負的事實已經無法辯駁。「至於美國降稅後，資金會否往美國走，特別是美國自己的資本會不會回流並不能絕對化，因為有一些企業的生產線是一定要回去的，而且這種勢頭已經顯現，但有一些企業無論如何是搬不回去的，這種全球產業鏈的布局注定了其命運。」他說。

在王志樂看來，如果按照法律明文規定的各種稅率的加總來算，中國企業名義上的稅率並不高，但比較突出的問題在於林林總總的費用太多，遠高於國際水平。他指出，中國地方政府主要的財政來源很大一塊不是靠稅，而是各種各樣的行政性收費，這些負擔最後轉嫁到消費者和企業的頭上。他表示：「不可否認中國的企業稅費太高，美國減稅對中國的衝擊不是簡單的要求中國減稅的壓力，而是對中國整個體制的衝擊，壓在企業頭上的非稅負擔不是簡單地下調稅率就能解決。」

中國減稅空間不大

鑒於中國企業承擔的高稅負不利於生產經營，不利於製造業的發展壯大，中國政府近些年已陸續出台政策幫助企業降低稅費負擔。包括2015年以來社保繳費比例連續下調，根據官方的統計，中國企業繳存的「五險一金」3年合計降低了約4.5個百分點，從之前超過44%調整至40%以下。此外，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實施以來，已累計減稅1.7萬億元人民幣。特別是自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截至2017年9月份，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累計減稅10639億元，其中，今年1月份至9月份減稅5750億元，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儘管中國政府出台的「營改增」措施旨在為企業減稅降費，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相當部分的企業反映受到「營改增」的好處並不多，反而有些企業覺得稅負不減反增了。對此，馬曉野認為，「營改增」本意是給企業降負，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增值稅是流轉稅，抵扣稅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是前面能夠開出同樣的發票，後面才有可抵扣，所以在現實中某些情況不是特別能享受好處。

除了下調社保繳費比例和實施「營改增」外，中國是否還有減稅的空間呢?王志樂認為，中國減稅減負面臨更大的挑戰是政府的經營成本太高，中國要減稅的前提是改變體制，精兵簡政，因為中國吃財政飯的人太多，龐大的行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的減稅空間。除此之外，政府直接經營的產業支出，維護社會秩序的支出，維護國家安全的軍費支出等很難減省，所以減稅空間很小。

重新布局全球價值鏈

根據以往共和黨減稅的理念，美國實施減稅會刺激個人消費，吸引企業擴大投資，以及吸引企業海外利潤回流美國，從而提振經濟，以致達到促進就業，產生更多稅收用來填補財政赤字的目的。較為成功的案例就是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的減稅政策，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強力的刺激。分析人士提供的數據顯示，1982年美國經濟的實際增速還是-1.9%，1983年變為4.6%，1984年變為7.3%，1985年也有4.2%，1986年為3.5%，1987年也是3.5%。

目前而言，儘管美國國內對此次共和黨的減稅方案褒貶不一，但已有不少美國大公司開始歡呼雀躍，並宣布追加投資和給每位員工發放獎金或者直接加薪。據報道，包括電信巨頭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美國富國銀行、波音等公司在內，在美國稅改方案通過後，紛紛表示給員工加薪並計劃擴大在美國的投資。

美國稅改方案引發全球極大的關注，不少國家擔憂，美國減稅的溢出效應會對本國經濟帶來衝擊。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美國企業稅率降低將吸引海外企業到美國投資建廠，在提振美國製造業的同時，可能會削弱其他國家的製造業。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王志樂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所謂的「逆全球化」現象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反全球化，至少對已經嘗到甜頭的跨國公司而言，不會去反全球化，而是要繼續打造全球的價值鏈。他指出，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上台實際上並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布局的再調整，即全球價值鏈的重新布局。「『美國優先』、『美國重新偉大』這些口號的含義，目的是使全球價值鏈重新布局更有利於美國。在這個過程中，出台了重要措施就是減稅，通過減稅把美國很多全球價值鏈布局朝向於有利於美國的方向轉，通過減稅改善營商環境這個做法抓到了很有利的突破口。」他說。

製造業回流並非絕對化

美國給企業減稅是否會引發製造業回流呢?這是外界比較關心的話題。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將企業稅從35%下調至21%，減稅的幅度很大，但對於全球化佈局的公司來說，相差10%、或15%的稅率並不是考慮的重點，企業對外投資需要綜合考慮勞動力成本、產業鏈耦合、土地資源、氣候條件以及運輸費用等多種因素。此外，企業在哪裏投資設廠，還與企業的國際經營戰略、全球區域產業鏈布局、不同地區市場開拓有關。

中國商務部美大司原司長、CCG高級研究員何寧認為，製造業回流是個偽命題。「美國減稅不意味著在中國市場或者其他市場利潤沒了，即使走的話是走多少、走到什麼程度，也要跟它自己全球生產、佈局相關的。」

全球稅戰是偽概念

中國會否亦步亦趨跟著美國降低企業稅目前還不得而知，在國際上，日本早已聞風而動，跟隨美國減稅的步伐，宣布將公司所得稅率下調至20%。除此之外其他國家也還有待觀察。

近段時間以來，關於美國降稅會否引發全球稅務大戰的討論一度甚囂塵上。在馬曉野看來，美國降稅不會掀起全球的減稅潮，因為這是個偽概念，各國減稅與否有其自身的邏輯和重要的衡量因素，而不會是競爭性的減稅。他指出，競爭性降低關稅和競爭性減稅不是一個概念，不會有透過競爭性減稅來取得國家利益的情況。美國降稅後，對不同類型的國家影響不一樣的，某些國家跟著減稅可能是產生了一定的外部效應，不同類型的國家，如以工業為主、農業為主還是出口為主，稅收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不會出現所謂的全球的減稅潮。

「中國的減稅不應和美國的減稅混同起來，因為這是不相干的事。無論是透過減稅降低企業的成本對經濟發展本身有好處，還是因為減稅影響到經濟發展，本身和美國都無關。」馬曉野說，中國這麼多年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主要靠政府主導的投資，而這些投資的費用從稅費中來，如果政府主導的投資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那麼這些在財政預算內的費用就無法減少。

以正確態度積極應對

談及美國減稅對中國的影響，馬曉野認為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因此多了一個複雜的因素。美國稅改本身對中國經濟肯定會產生影響，但體現在經濟上會有一定的時間滯後，另外有些因素還不能完全看得清楚。「對中國來說，主要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視情況採取新的政策應對外部政策的影響才是關鍵。把美國減稅不當回事或者認為對中國影響太大的看法均是不太對的。」

美國稅改方案通過是繼12月份美聯儲加息後在經濟上的又一大動作，至此，美國逐漸祭出「加息+縮表+減稅+大基建」的經濟政策組合招數。美中兩國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不管是企業投資和服務貿易還是人員資金往來，經濟密切度和關聯性都越來越高，在當今日益複雜的外部影響下，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的減稅和對經濟政策成為題中要義。

王志樂認為，美國減稅使中國面臨非常大的難題，如果無動於衷，將令中國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正確的態度是積極應對，雖然困難重重，但還是要從根本的體制改進，在精兵簡政上下功夫，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以及堅持改革開放。

人行研究局局長徐忠近日在「國是論壇2017年會」上表示，中國名義稅率為25%，美國是35%，所以美國有降稅空間，但似乎中國降低名義稅率的信號並不大。他指出，中國企業的稅負不高，而承擔的要素成本偏高，換句話說，是非稅負的負擔很重，營商環境很不好。因此，為了應對美國減稅帶來的衝擊，中國應該加快關鍵要素領域的改革。比如改革土地市場，降低要素成本價格，為降低中小企業成本創造條件等。他表示：「必須要深化重點領域的改革，真正地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有利於從重數量到重品質的增長轉型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