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12月27日作出《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這一決定意義重大，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實施香港基本法、處理重大法律問題所作出的決定具有憲制性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這也是李飛所說的「決定一言九鼎，效力不容置疑」。然而，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來了個「一言十鼎」，聲稱人大「未就此『確認』提出任何基礎及理據」，人大決定「是回歸后在香港特區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人大常委決定，已不能彌補地侵害了基本法的完整」云云。
邏輯混亂是非顛倒
仔細「拜讀」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聲明，不能不遺憾地得出他們邏輯混亂、是非顛倒的結論。
首先，聲明自相矛盾。大律師公會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不能憑空得到和行使權力，其職能及權力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規定，其對香港特區可行使的權限，則由基本法第17、18、20、90、158、159及160 條及附件一和附件二賦予及規限。」
字面看來，大律師公會對人大常委會的職能和權力做了一個「限定」。但我們仔細看看《憲法》第67條對人大常委會職權的表述：其一「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其四「解釋法律」。與此同時，來源於《憲法》的基本法第158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9條規定「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見，這些條款展現了全國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威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制訂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責權所在。
此外，還有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况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如此，是《憲法》、香港基本法賦予了人大及人大常委對憲法的監督權、對香港基本法制訂權、解釋權、修改權。如此，何來大律師公會的所謂「憑空」？大律師公會用作「限制」的條文事實上都反證了人大常委會擁有的權力。
指鹿為馬罔顧常識
其次是指鹿為馬。大律師公會批評人大常委會「完全漠視及閹割基本法第18(3)條下只有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方可在特區境內實施的規定」。其意思是指，人大常委會批准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那就是在附件三之外將全國性的法律拿到香港實施。眾所周知，「一地兩檢」所指的只是內地執法部門在內地口岸區，對過境旅客實施內地法律，并不會擴展到整個香港。大律師公會把一個獨特的執法區域任意擴展到整個香港，將法律的實施主體、實施地域、實施對象等完全不同的事件混為一談，這不是混淆視聽、指鹿為馬，那又是什麼呢？
還有就是罔顧常識。大律師公會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未能解釋為何於西九龍站劃分不同管轄權區域及將內地口岸區視作處於內地的必要，更完全未能解釋設立內地口岸區如何不改變特區的範圍」。顯然，大律師公會所講的已經不是「法律」了，其「法袍」下已經露出了黔驢技窮的無奈了。
其實，為某一跨境事務，設置某一法律認定區域，是一種通用的手段、法律常識。但凡跨境交通，都會設置一些法律認定區域，比如國際機場中轉區，法律認定為不屬於當地（國）領土。電影《幸福終點站》里，伊朗流亡人士納塞，在1977年革命中保衛前國王而被新政府驅逐，因沒有任何難民資料被迫滯留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中轉區長達18年。而美國棱鏡門事件當事人斯諾登，從香港機場乘坐俄羅斯航班抵達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滯留在機場中轉區好長時間，誰都管不着，美國也無法指責俄羅斯。這些法律認定區改變了一國或者一個地區的範圍了嗎？
再說遠一點，外交部駐港機構、駐港部隊，以及美國、英國駐港總領館都不實行香港法律。他們的存在改變了特區範圍嗎？
大律師公會是由專業人士所組成。我們并不相信這些專業人士不懂常識，只是屁股決定腦袋罷了。當拿不出有理有力的理據時，強詞奪理便成了他們色厲內荏的工具。我們看看他們反「一地兩檢」的邏輯與語境，就知道他們的內心恐懼所在。他們一直宣稱，「一地兩檢」是「割地賣港」、「割地喪權」、「木馬屠城」。在他們的邏輯里和語境中，香港和內地是「國與國」的關系，甚或是敵與敵的關系。這就是他們抵制「一地兩檢」的根本原因。
對某些大律師們，導演高志森看得明明白白，「你不能叫扮盲的人看到，也不能叫裝聾的人聽到，更不能叫醒裝睡的人。全港市民清醒撐高鐵『一地兩檢』」。
沉舟側畔千帆過。相信「一地兩檢」本地立法在民意護航下終將通過。載着香港希望的高鐵會在某些人的哀鳴中，風馳電掣，一往無前。
（作者是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福建省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