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2017年的出色表現，大多數預測對2018年的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然而在宏觀經濟指標大致穩定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完全擺脫了陰影嗎？受訪專家認為，2018年中國經濟隱憂仍存：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距的加速惡化，從長遠來看不利於內需的提振，國企強而民企弱揭示目前經濟的逆風周期仍未結束，債務問題等「灰犀牛」仍然在威脅著中國的經濟安全。但2018年中國經濟亦不乏亮點：在2017年制造業利潤回升的支持下，2018年制造業投資將會回暖，實體經濟的回歸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事情。香港商報記者伍敬斌
消費出口難抵投資放緩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GDP同比增長6.9%，這是最近7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首次回升。如此振奮人心的消息讓人不禁對2018年的經濟產生新的憧憬。事實上，在新年前后，不少專家與機構都對2018年的中國經濟作出了預測，由於2017年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大部分對於2018年的預測都持樂觀態度。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可以高枕無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就認為，2018年中國經濟可能沒有人們想像第的那麼樂觀。消費和净出口的增長無法完全抵消投資放緩對總需求的拖累。
房地產制造業投資均不樂觀
中國的投資增速下滑已有數年，這一趨勢即使是在經濟全面好轉的2017年也沒有減速。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個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平均增速僅為2.19%。第三季度，實際投資增速為-1.1%。這是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低位。目前，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包括制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這三大類中，制造業投資占比最大，下滑速度也最快，除非中國取得某些技術或制度上的突破，制造業投資不太可能明顯反彈；房地產投資則在過去20多年里呈現出一種周期模式，2016年初房地產投資的強勁反彈，已經消耗掉了上升的動力，再加上中國政府抑制房價的決心，房地產投資的反彈也希望不大；基建投資本身已是高水平，如果繼續增長可能會破壞資源配置，這與政府強調的目標相悖，加上財政限制和金融嚴監管，基建投資也不太可能繼續增加。
余永定認為，從調整結構的角度看，中國減少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應當被視作一種進步。但是，在投資放緩的情况下，中國很難維持總需求。從消費來看，2017年前三個季度里，扣除價格因素后的消費實際增長5.9%，較2016年下滑0.5個百分點，并且難以預見家庭消費會在2018年陡然上升。而從出口來看，净出口的增長似乎也不可能完全抵消投資下滑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對華事務上更傾向於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雖然中國可能繼續通過財政政策提振需求，但考慮到地方政府債務負擔，特別是中央正在大力整治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通過財政政策刺激需求的做法可能會受到限制。投資放緩，需求難提振，這意味著2018年的中國經濟，或許達不到2017年的水平。
分配結構惡化拖累內需
中國內需乏力，其實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好轉。近年來消費占GDP的比重超過投資，似乎顯示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結構在發生改善，但仔細看來，消費本身增速是穩定的，其之所以對GDP的貢獻上升，原因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過快下降，這種經濟結構的被動改善，未必說明現實正在向好的方面發展。另外，目前中國消費結構正快速改變，中高端消費增長強勁，以致於茅台酒價格飛天，這似乎說明中國人的消費能力正在強勁提升，但消費總體增速平穩而中高端消費增速強勁的背后，其實是中國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距的加速惡化。有論者認為，最近兩三年以來，中國居民平均收入增速大致穩定，且持續高於GDP增速，而中國居民中位數收入增速卻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滑，且持續低於GDP增速。中位數收入增速持續低於平均收入增速，這說明居民內部收入分配結構的惡化。
前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著名經濟學者趙曉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消費中折射出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居民收入分配結構惡化的趨勢并未有明顯好轉，對中國的消費增長造成很大不利影響。
趙曉認為，中國經濟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居民收入分化，這使得先富人群拉動的增長后勁不足，所以改革開放之初的一個口號就是「先富帶動后富」，不過目前看來這一口號還未能成為現實。實際上目前中國很多人對於貧富差距的認識不足，實際上要以內需拉動增長，就必須依靠「先富帶動后富」。現在國家搞「一帶一路」實際上是在找外部需求，而如今內需還沒有很好地拉動，外需如何起得來呢？還有創新，看似是以更高的技術拉動經濟增長，但如果內需沒能充分調動，那麼創新也是無根之木。很多東西看起來是對的，但實際上遠水解不了近渴。
城鎮化助減收入差距
那麼中國要如何遏制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有論者認為，最近幾年的收入分配狀况有改善，但整個收入差距過大的局面還未根本改變。這恐怕還是個更長期的過程，很多問題需要通過制度改革來解決。比如分配制度改革、比如反腐敗的長效機制等。
趙曉認為，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打破壟斷，這個問題十分复雜。另外，收入分配主要以權力為中心來界定，凡是離權力近的，收入就越多，離權力越遠的收入就越少。包括城鄉收入某種程度上也與此有關，農村人口的話語權顯然不如城市人口。再加上權力所涉及的尋租、特權，使得問題更為复雜。雖然近年來反腐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制度建設是一個長期的問題，要依靠更多的摸索和推進。
如果說想要依靠「制度建設」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也是屬於「遠水解不了近渴」的事，那麼比較可操作的選項就是繼續推進城鎮化。趙曉表示，「先富帶動后富」的核心仍然在於推動城市化進程。因為中國的收入兩極分化，一半以上的因素是因為城鄉收入分化造成的，如果要減緩收入分化的進程，核心是減緩城鄉居民收入分化的進程，而這只能依靠城鎮化。消費要靠內需，內需要靠「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則要依靠城鎮化。趙曉認為，近年來關於城鎮化的爭論很多，后來就模糊了這個概念，結果轉向外需和創新了。總而言之，居民收入差距與拉動內需以及促進消費息息相關，即使在經濟結構日漸改善的背景下，也不應忽視城鎮化問題。
做好國企對抗經濟逆局
2017年，工業利潤的上升成為了中國經濟的一大亮點。但工業利潤同樣面臨著分化的格局，大型企業的處境好於小型企業，國有企業的處境大大好於民營企業，這應該如何看待？趙曉認為，近幾年企業利潤的增長與供給側改革的關系很大，而在供給側改革中關閉的企業常常就是民營企業。淘汰落后產能，民營企業首當其冲，這部分產能淘汰之后，國企利潤開始回升。
民企處境未根本改觀
實際上這對於宏觀經濟來說并非是一件壞事。趙曉表示，很明顯，2015年的經濟是靠金融拉動的，2016年的經濟是靠地產拉動的，而2017年是靠地產和金融一起拉動的，每年的切入點都不同。2017年，在供給側改革、金融和地產的拉動下，制造業的利潤恢復了增長，讓市場對中國制造業恢復了信心。在房地產面臨嚴酷調控的背景下，2018年制造業投資增長應該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局面。利潤提高、負債率下降、產能利潤率的回升，居民收入增長與政府收入增長都不如企業收入增長，這些都意味著制造業投資將會回升，實體經濟的回歸是2017年最大的亮點，也是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事。
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的活力在於民營企業，那麼民營企業處境沒有根本改觀的情况下，中國經濟的活力是可以持續的嗎？趙曉認為，民營企業目前的處境，也有一部分合理因素。每次經濟不好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說要煥發民營經濟的活力，但從宏觀經濟的考慮來看，則是完全相反的。每次經濟不好的時候，就是民營經濟受傷的時候，卻是國企增強的時候。實際上西方也是一樣，一旦面臨大蕭條，那麼國企、以及國家的各種宏觀財政政策就出來了。國企實際上是反經濟周期的主體，經濟好的時候，民營經濟的生長擴張會比國企要快得多，民營經濟的比例提高通常是在經濟周期比較好的時候；而在經濟周期不好的時候，發力去激活民營經濟的活力，實際上什麼事都做不好，最后印鈔票、搞基建最后還是要國企去承擔。中國經濟之所以反周期的能力較強，與國企有密切關系。如今中國仍處於經濟周期不利的情况之下，將國企做大做強，有其合理性。
新年重在釋放經濟風險
與經濟的增長壓力相比，經濟風險能否得到足夠的釋放同樣值得關注。去年，在對中國經濟的討論中，大家以前比較喜歡討論「黑天鵝」現象，而現在又有一個比較熱門的詞叫做「灰犀牛」，「灰犀牛」是指太過於常見以至於人們習以為常的風險，很顯然中國經濟目前還有很多「灰犀牛」。
「灰犀牛」中，中國的債務問題最讓人關注。趙曉表示，不僅僅是地方債，還有企業債、家庭債務都不少。中國的債務比重，有人估計在500%以上。當然有很多統計數據也不一樣，但很多人都看到了中國的債務風險，年年都在談。當然，這個風險究竟會不會爆發，還要看中國政府的對策。像美國也有很高的債務，它的債務風險與中國相比一點都不差，甚至還要強一些，只是由於應對得當沒有爆發。美國在經濟復蘇之后，它量化寬松的宏觀政策不再有了，貨幣也開始加息了，貨幣政策轉向收緊，但財政政策在強化，通過巨大的減稅政策來釋放經濟風險。中國目前也應該借經濟穩住的機會，釋放金融風險，而金融風險里面首當其冲就是債務風險了。所以2017年開始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已從穩增長變為調結構，其實這就要慢慢從政府「看得見的手」要慢慢轉變為市場「看不見的手」了，重建市場活力。
銀行壞賬須重視
其次，是不良資產。目前，雖然官方公布的銀行不良資產率在2%左右，但市場顯然悲觀得多。有報告估計，到2017年底，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壞賬總額將達到51萬億元人民幣（合7.6萬億美元），是官方界定為不良貸款或關注類貸款的銀行貸款價值的五倍以上，意味著壞賬比例達34%，遠高於上述兩類貸款在6月底5.3%的官方比例。隨著中國經濟下行，銀行業的收益率將下降而不良資產率將迅速上升。據銀監會公布數據，2014年商業銀行净利潤增速為9.7%，結束了此前多年的兩位數增長；2015年進一步降至2.4%，表明銀行業的盈利能力已發生拐點性的變化。中國東方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去年末發布的《2017：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超過五成受訪者認為不良貸款率見頂或是2019年或之后的事。金融危機多因不良資產引發，故而此事不得不引起重視。除此之外，還有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等各種大家習以為常，但又一直存在的風險。不過，趙曉仍然相信中國政府能夠克服種種困難，將2018年的經濟增速確保在合理水平。他表示，2018年出口或許會低一點，這主要是由於基數的原因；投資和消費應該都能保持2017的勢頭。從2015年開始，世界經濟就開始恢復，到2016年雖然經歷了一些風險，但到2017年全球經濟復蘇的勢頭已經站穩，歐美日的經濟都出乎意料的向好，所以到2017年中國經濟已不再把穩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第一目標，主要是整個外部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在這種情况下，2018年的經濟不見得會比2017年差，并且結構是更加有所改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