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評論「香港政策非常落后」，通常是指創新科技或金融監管方面。可是，筆者認為在其他方面，同樣存在過時的政策。
香港是全球最多高樓大廈的城市，就算公共房屋，都高達40多層。如果大家接受土地是極珍貴的資源，就應用盡每一寸土地，簡單來說，如果新樓高度不夠40層以上，便應研究是否政策落后并作出限制。
而的確，有很多種類的樓宇是被政策或法例規定，不能高於某層，例如新界的村屋，例如學校等等。新界村屋所占土地，甚至比市區用地還多。香港土地大約7%是住屋用地，而當中4%用於村屋。多於一半的住宅用地，用作建築不高於3層的樓宇，令剩下的市區用地，須建更多高樓大廈。而近年不斷出現的僭建問題，就正正發生在村屋或者獨立屋上。
說到將無危險性的僭建合法化，有人批評是鼓勵犯法。這點筆者當然完全反對。僭建法例根本與建築物的危險性無關，只是決定於屋宇署有否批准。
如果善用土地代表用盡方法不浪費空間，市民便首先應該問，為何要限制村屋三層高？如果所有村屋用地都能建較高的樓宇，不就能夠大量增加住宅用地？
同樣地，中小學校園普遍是六層高的建築物。為何不能建得更高，例如將數間學校建在同一棟建築物，然后分享更多的室外空間？
所以，筆者認為，如果大家同意政府的創新科技政策過時，便應該同樣明白城市規劃的政策同樣是不合時宜。僭建問題存在的原因，是因為政策本身讓很多市民未能盡用空間。筆者當然并不鼓勵任何人非法僭建，而正正因此，才要求政府更改過時的法例，釋放香港最珍貴的資源。
獅子山學會營運總監 白仲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