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敦煌跟現在的香港好似，都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天籟敦煌樂團最想做的就是，重現洞窟壁畫之中所見的飛天和樂師演奏的不同場面……我們創作的曲目就像是今天的香港跟1000多年前的『香港』的對話。」天籟敦煌樂團團長茹健朗這麼說道。文/ 金敏華
在一個大雨滂沱的上午，與天籟敦煌樂團的幾位成員：團長、笙演奏家茹健朗，兩位駐團作曲家朱啟揚、甘聖希，行政總監陳天慧以及她的妹妹、樂團經理兼古箏演奏家陳天姿在饒宗頤文化館見面，連同當天因事未能前來的另外幾位樂團成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香港演藝學院的畢業生或在讀生。
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被數千里之外的戈壁灘上的國寶級藝術瑰寶刺激得興奮無比，仿佛受到某種感召，正義無反顧地為一種神聖感所驅使，全情投入新的事業。他們被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稱為「敦煌文化無私的弘揚者」。
正在饒館舉行的「天籟敦煌净土梵音」展上播放的，正是他們創作并演奏的敦煌主題音樂，令人仿佛置身壁畫所描述的極樂世界。
以音樂為載體，以「行者」之心作樂，通過古樂新詮，古譜入音，弘揚敦煌文化，正是這些年輕音樂人的雄心。
「希望通過音樂，將敦煌文化帶入香港學校，令到香港的學生都能進一步認識敦煌文化；第二，希望藉此提高中樂在香港大眾心目中的地位，影響更多的香港父母讓孩子學中樂；第三，呼應『一帶一路』倡議，實現民心相通，希望未來我們的樂團可以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表演、舉辦展覽，這就是我的三個心願或者說夢想。」樂團的發起人、理事會主席及榮譽團長紀文鳳概括道。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天籟敦煌樂團從醞釀到籌備、到成立、到首演，滿打滿算不過一年時間。真正運行其實只有半年。
偶遇
2017年4月，應垂誼樂社邀請，茹健朗與其他3位同學一起，代表香港演藝學院中樂小組遠赴赫爾辛基參加「『樂誼國際音樂節』於芬蘭」的交流演出。「偶遇」身為垂誼樂社理事會副主席的紀文鳳。
「紀小姐很想幫我們這些年輕樂手未來繼續走好音樂路，聊的時候，她突發奇想，說不如將敦煌壁畫與音樂聯繫在一起。」茹健朗回憶起與紀文鳳的北歐「奇遇」，繼續道：「敦煌音樂以前很少有人做，只有一些古譜或文獻，甚至是壁畫記載，很少有人聽過實體的音樂，紀小姐就覺得能不能把這些用眼看到的音樂呈現回可以用耳朵聽到的音樂，讓大家可以深一層感受敦煌文化韻味。」
茹健朗完全明白，敦煌的背景當然是中國文化，「跟中國音樂不可以分開的，對於自己都有一種尋根的意義。我們也很想通過閱讀各種不同的敦煌文獻、壁畫、古譜，通過實地體驗，去了解其實敦煌從古時到現代到底經歷了一些什麼，同我們有些什麼關系。」
回香港兩個星期后，「阿朗回我電話，說四個人有兩個人願意做，我就讓他過來開會，之后慢慢就開始組成這個樂團，希望通過一些古譜入音，重現敦煌音樂出來。」
活化敦煌壁畫的音樂是紀文鳳的心願，她與敦煌的結緣始於2010年8月的「莫高餘馥慶祝饒宗頤教授九五華誕」書畫藝術特展。初到敦煌，除了震撼外，紀文鳳有一絲「似曾相識」的感覺：「敦煌不正是香港的前世今生？無論過去多麼繁華璀璨，這個古絲綢之路上的盛唐大都會也逃不過衰落的命運！」她想到，在文化的交匯、冲突與融合中，「香港的未來又如何？」
紀文鳳至今已去了8次敦煌「朝聖」，「今年還會去兩次」。在她看來，敦煌是香港通識教育的最佳教材，「因為它所涉及的知識範圍極廣，有歷史、宗教、藝術、文化等，還有國際關系、建築、珠寶設計，也有很多內容跟德育（品行）有關，比如孝順父母、不要以怨報德等等，現在的社會正缺乏這些。」
慢慢地她發現，有1652年歷史的敦煌，跨越了由十六國到元朝十個朝代，由於地理位置貫通了中西文化交流，敦煌壁畫也融合了中原和西域的宗教、帝王及民間音樂和舞蹈。
「敦煌一共有492個主要洞窟，其中有關音樂的壁畫超過一半，約240個，樂器就超過4500件，除了飛天樂伎、不鼓自鳴樂器等等之外，壁畫內的經變圖有超過500多組的大小樂團，我們走進敦煌洞窟就像走進古代音樂廳，看到音樂師在彈琴作樂、敬佛禮贊，演奏出天上人間的音樂。」她如數家珍。
「但很遺憾，古代只有文字的記載，沒有錄音留存，所以聽得到的敦煌音樂已經完全失傳！」紀文鳳話鋒一轉，幸虧敦煌壁畫繪有很多古樂器的圖象，敦煌藏經洞內也保存了很多珍貴的文獻和曲譜，這些資料對於后代研究中國音樂史，價值無窮。
她最終決定以敦煌音樂作主題展覽，除了向公眾展示敦煌洞窟壁畫豐富多彩的音樂場景和古代樂器實物之外，也希望以此為契機，重組以唐朝為主的敦煌音樂和樂團。
拼圖
茹健朗開始物色樂團成員。「最后找到8位樂師、2位作曲家、2位行政人員，加上榮譽團長紀小姐，香港演藝學院碩士生導師、中國首位竹笛表演藝術博士楊偉杰答應出任藝術指導，全部加起來有14位成員。」這是一個尋求同道的過程。他以2位駐團作曲家為例。「甘聖希不是學中樂出身的，但私心覺得他的歌寫得很好，結果跟他一聊，發現他對敦煌的認識比我多，不但去過敦煌，而且對敦煌文化已經有很深感受，對佛教也有研究，我就覺得沒選錯，他和阿朱（朱啟揚）都是我喜歡的作曲家，兩個的合作很神奇，甘的風格比較西方的、靜態的，朱則相反，一動一靜，兩個都寫過很多不同的中樂作品，大家討論同一首曲子創作的時候，一見如故。」他形容樂團「好像一個拼圖」，有幸去做（這個工作）非常感恩，「每一個（成員）都很出色，各方面很多支持，但同時我們確實缺乏人手，演奏是我們的專業，而樂團的成立使我們接觸到不同的尤其是會計、行政方面的知識，執行上對演奏者來說是很大挑戰，也讓我們學到很多東西。樂團可以順利成立，要多謝不同的人，特別是行政總監，背后行政人員幫我們很大忙。」樂團行政總監陳天慧其實是被妹妹陳天姿拉入樂團的，從小一直有學鋼琴和古箏的陳天慧，后來去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商科，回來后又在香港中文大學念了文化管理碩士。當時在大學做助教的她自述加入樂團「是一個緣分」，因妹妹陳天姿向她求助，「有沒有時間幫我們看一下財務方案、預算表」，本身就很喜歡「這類文化活動」的陳天慧了解到「他們真的需要一些支持」后，決意加入樂團。對於樂團能否靠演出養活，她還是樂觀的：「只要有項目就可以養活，肥不肥另說。」目前來看，樂團暫時一個半月會有一個演出。
感召
去年10月15日，紀文鳳帶着這十幾位青年中樂音樂家走了一趟敦煌莫高窟，實地感受敦煌的音樂文化。
「當時最感動的就是112號窟。洞窟很小，四個人進去不敢動，怕碰壞了，看完了，大家好似有個感召，天慧兩姊妹哭得不行，不知為什麼突然間很受感動，大家突然多了一種團結，一定要把這個樂團做起來！回來后真是很努力去做事情。」事情過去快一年了，紀文鳳記憶猶新。112窟最有名的是反彈琵琶的飛天舞者形象，「當時兩位作曲家在這個窟觀察到，整幅壁畫像西方交響樂團那樣分了不同類型的樂部，彈撥的在一邊，吹打的在另一邊，然后打擊的在一塊……這幅壁畫對我們影響最大。」陳天姿快人快語道。
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去敦煌，「大家都在壁畫上尋找自己彈的樂器，自己的樂器在這樣一個文物上得以呈現，好有藝術的感恩和驕傲」。陳天姿的碩士專業是古箏。作為古箏演奏家兼樂團經理，除了研究指法外，天姿還要負責兩方面事務：一是樂譜，二是團員。「要將所有樂譜處理給團員；排練時間和地點全部都是我定的，所有團員的活動我要知道，假設現在要演出了，從集合時間、安排、買團服等所有細節都是我負責做。」
她自己似乎都仍難以相信：「真的沒想過！兩年前我讀碩士那一刻，沒想到以后可以找到這麼有價值的事去做，這是人生的契機。」
不同壁畫上的樂隊規模不一樣，有8個人、16個人……「我們覺得從一個小樂隊組合開始，可能比較適合，所以選了8個人，8個人玩的樂器全部是根據壁畫里的樂器配置的。」茹健朗補充道。
心願
去年10月的敦煌行，對年僅21歲、卻已有7年作曲歷史的朱啟揚來說，已是他的第三次敦煌之旅。
朱啟揚的音樂旅途是從學西樂開始，「寫着寫着開始問自己，我跟你有什麼不同？作為一個黃皮膚黑頭发的人，哪些才是我自己的東西？為什麼看那麼多別人的東西，卻不去看自己的東西？認識Loris（茹健朗）是一個契機，我很想看看一個東方人、一個中國人，能夠寫到的音樂是怎樣的？參與樂團的組建，參與作曲這個過程，讓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國家有什麼樣的珍寶流傳下來。」
敦煌促使他開始追求的「自己的美學」。「這個過程已經影響、升華了我們。如何與其他樂師一起去進步？首先是要同心，十幾個人一條心，為同一個目標去努力。這個過程足夠令我們這一世價值的其中一部分就來自於這個樂團！」
他在不同的季節去了4次敦煌。「一路會找機會去敦煌，每一次去，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有很不同的體驗。走進去之后很感動，慢慢開始留意（壁畫的）線條內容顏色，尋找自己對內容的理解，與壁畫對話，而不是知曉一個故事那麼簡單。之后寫音樂的時候，開始注重如何讓音樂有那種交織的感覺，某程度上，那些壁畫影響了我之后的一些作品。」
茹健朗慨叹：「敦煌文化太博大精深了，相信我們到老還會一直在學習，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們對敦煌文化的理解；除了在香港，甚至乎我們有一個夢想是在國際上讓更多人理解敦煌文化之外，更加理解中國樂器。」
天籟敦煌樂團的第一場演奏會5月末已在饒宗頤文化館舉行，接下來，紀文鳳已經在接洽和安排一些演出。至今，她對樂團組建的順利仍然感到又驚又喜：「簡直是如有神助，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幫我們。雖然只是一支小型實驗樂團，但已引起很多人注意，這是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以后香港的孩子學鋼琴之餘也可以學二胡，敦煌音樂原本就是中樂西樂mix一起，可以走向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