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8月8日，永隆、建行亞洲、中銀香港、渣打、豐、恒生、東亞等香港7家銀行宣布提高按揭貸款利率，標誌香港銀行的利率進入上升期。
同一天，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刊登一則關於「飛馬峰號」(The Peak Pegasus)船舶的最新報道，它在西太平洋上漂蕩一個多月了!「飛馬峰號」裝載約7萬噸美國大豆，6月8日從美國出發，計劃於7月6日在中國大連港卸貨。7月6日北京時間12時，特朗普政府對34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25%關稅生效，12時01分，中國相應反擊措施生效。但是，「飛馬峰號」直到17時09分才駛近大連港。為不多付約600萬美元關稅，它徘徊在海上。8月8日英國《衛報》的報道這樣描寫：「這艘長229米、重43000噸的船，已成為這場針鋒相對的貿易爭端潛在後果的一種象徵。」
中美貿戰風險大
時間往前推兩天，8月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從8月7日起對伊朗的大多數產業實施最大程度制裁，伊朗政府將無法再購買美元，也不能採購黃金與貴金屬，各國汽車業、航空業不得再與伊朗交易;伊朗如不向美國服軟，美國則將從11月4日起對伊朗實施第二輪制裁，各國不得購買伊朗石油，否則將面臨美國報復。伊朗政府的回答是可能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以上3則信息，表面看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放在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急劇深入的宏大背景下看，就會找到它們內在關聯——美國對中國發動人類有史以來規模空前的貿易戰，並且，對其他一些國家和國際機構實施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已經開始並將日益廣泛而嚴重地損害企業、行業和各國(地)經濟，加之，中東地緣政治尤其急速惡化，香港在這樣的時候利率上升，不僅會打擊樓市和股市，而且，會拖累整體經濟。
全球經濟面臨空前風險。
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導致2009年全球除中國內地、印度等少數新興經濟體外其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都陷入嚴重經濟衰退。之所以沒有重演類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而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是因為從2008年11月起全球主要經濟體在20國集團框架內展現了團結。而今，20國集團不僅不可能如10年前般展現團結，相反，成了經濟戰的戰場。
10年前，中國內地經濟處於快速上升階段，儘管2009年外貿因為全球貿易下降10%而負增長，但是，依靠內需依然保持8%高速增長。而今，中國經濟進入了高速轉為中高速的換擋階段，內需潛力不能同10年前同日而語，尤其，外部環境之惡劣為改革開放40年來所罕見。
港政治分化添亂
1989年，中國內地曾遭遇西方國家制裁。而今，儘管除美國以外其他西方國家沒有對中國展開貿易戰，但是，中美關係將相當長時間地緊張，這一點是1989年無可比較的。
2009年香港經濟衰退不及1998年的嚴重，既因為衰退源不同，也因為受內地經濟影響不同。1998年經濟衰退源於亞洲金融危機，香港近颱風眼。2009年經濟衰退源於美國，香港遠離颱風眼。1998年香港回歸祖國不久，與內地經濟聯繫主要表現在與廣東省珠三角的「前店後廠」分工，內地主要通過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給予香港以及亞洲其他新興經濟體以間接支持。2009年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已在CEPA框架下發展了約6年，內地保持高增長提供香港以有力支撐。
1998年香港處於回歸後的「政治蜜月」，社會聚焦經濟。而今，遏制「港獨」的鬥爭面對深層次障礙，中美關係惡化，又給社會政治分化和對立增添新的結構性因素。
無論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還是美國金融危機期間，時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主要面對經濟問題。而今，現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不僅面對錯綜複雜的深層次結構性經濟和民生問題，而且，面對新老政治問題疊加。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不容拖延，遏制「港獨」和「本土自決」不能手軟。因應中美關係惡化，香港必須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一切，對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的挑戰和考驗，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