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策應補十年幣策遺害
李明生
金融海嘯至今已歷十年，環球經濟普遍擺脫陰霾，不過，這僅限宏觀層面。事實上，為了應對海嘯而祭出的非常寬鬆幣策，也遺下了不可輕視的非常禍害;展望將來，各地政府仍須在財策上多加補救，這場金融災難方能夠圓滿收盤。
寬鬆幣策剝削窮人
非常寬鬆幣策遺下什麼禍害?市場資金氾濫成災，息率低至貼近零水平，計及通脹更為負利率，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有利借貸人而不利存款人的操作，並且很大程度有利貸款能力更強的富人。當時，有人擔心央行狂印銀紙，會否帶來失控的通脹問題?相關憂慮答對一半，因唯有投機性質的資產價格暴漲了，市面上的一般物價卻嚴重滯後，理由正是非常鼓勵借貸極大地鼓勵了炒作，反之流入實體經濟的過程卻如滴漏般慢。時至今日，即使美股升至泡沫化地步，美國通脹依然未盡如人意，即使勞動市場欣欣向榮，基層打工仔的收入及開支卻反彈乏力，正是央行所印銀紙尚未流入人民口袋，繼而未能好好推高消費及通脹的明證。儘管美股炒高後股份回購增多，但藉此將資金回流股東的做法實嫌又慢又窄，多惠及大股東而非小股民。畢竟，經濟發展雖非零和遊戲，但經濟成果的分配是零和;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所佔整體財富的比例較前更高，相關富者愈富的問題顯然日趨嚴重。
總括而言，金融海嘯並無摧毀金融體系，相反富人卻受惠金融寬鬆大蒙其利，至於窮人則才是金融體系闖禍後最大受害者;因此，可以說，非常寬鬆幣策所造成的財富轉移後果，實無異於對一般人民的劫貧濟富新剝削!
財策未做好財富分配
幣策與財策往往相輔相成，可惜，在過去十年間，財策卻似未發揮應有功能。事實上，非常寬鬆幣策的主要措施之一，乃是量化寬鬆(QE)，亦即由央行印鈔購入政府債券，透過將「債務貨幣化」的操作，好使政府更好地解決財政困難，包括做好財策方面的財富再分配工作。因為，減息之類只能減輕融資成本，資金去向很大程度由金融機構及市場決定;透過QE來變相向政府注資，公帑就可有效分配到基建、教育、醫療，以至向公務員發薪等範疇。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倘若政府反過來緊縮開支，不單沒有增聘人手之類，卻反過來裁員減薪，試問又怎能發揮上述政策效果?
歐洲之所以復原緩慢，至今仍不得不繼續QE，理由正在於財策至今仍未配合，當地政府都在逆周期地削赤減債……換言之，央行一方面大舉低息，如前所說雖對富人有利，惟另一方面印鈔買債，新增資金卻未流進人民口袋，而是用來去槓桿化，即將上述「債務貨幣化」的玩法逆轉。總的來說，有產階級受惠資產升值而愈來愈富，窮人卻反過來受累於政府緊縮開支愈見貧窮，不難預期，人民不滿自然日益升溫，加之受累新移民問題困擾，民粹主義、極右主義應運而生，海嘯十年的遺禍至今彷彿仍在積累疊高。
早前，前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接受訪問時透露，他曾跟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討論「直升機派錢」，後者當日原來曾游說過美國國會派錢，可惜遭拒絕。由此可見，幣策印錢、財策分配的「組合拳」，才是真正適切的做法，不過現實卻容易受其他外力例如政治考慮所干擾。
施政報告須撥亂反正
好了，談過美歐狀況，那麼香港呢?首先，香港的所謂幣策只得一條，就是聯繫匯率;自從美聯儲引入非常寬鬆幣策，香港亦自動地引入了非常寬鬆幣策，並自動引入了非常海量的游資熱錢，資產價格特別是樓價就如火箭般火速飆升。較諸美國的低通脹、高樓價，香港的相關問題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樓價之高無疑遠遠超過了一般物價，以及一般市民的薪酬升幅和購買力。稍感慶幸的是，港府財策誠有依循財富再分配的思維入手，近年財政預算案均有向市民「派糖」，包括以「平衡預算」來還富於民，理財哲學亦從過去的「利民紓困」提升到「關愛共享」，包括「共享經濟成果」。
可是，對比聯匯幣策所導致的資產升值，相關財策的補助規模堪稱「小巫見大巫」。其中，有樓者與無樓者，財富差異便如高山低谷;至於享受房屋安全網者以及未能享受者，也存在天壤之別的待遇。前文《通脹計算未反映非公屋戶困難》(詳見2018年1月9日《香港商報》A2版)便曾提出，較諸按照市民開支來劃分甲類、乙類、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當前市況誠應加設有樓者、無樓者，及棲於公營房屋者來分開看待「樓價」(而非整體物價)對不同階層的消費力蠶食程度。
新一份施政報告正進行諮詢，眾所周知房屋議題會是重中之重，各界也高度關注特首林鄭月娥會否提出新的大規模的增加土地措施。這固然有助解決市民燃眉之急，可是，要深層次地糾正非常寬鬆幣策所導致的問題，亦即收窄過程中貧富差距嚴重擴大，以至有產有樓者跟無產無樓者之間的矛盾，眼點就不單單限於土地供應了!其中，聯匯幣策既令一部分人的財富水漲船高，那麼，財策又應怎樣好好理順另一部分人的財富?箇中的再分配工作肯定存在加碼需要，例如透過財稅辦法予以完善。另外，在有產有樓者繼續享受「尋租」利益的同時，相對地在財稅上如何理順「被尋租」者的利益?此前預算案，當局曾提及租金扣稅的安排，港府亦宜在適當時候交代類似措施的落實進度。
糾正樓市不能單靠增供應
始終，財策重在分配，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態度來審視平衡社會上不同群體的得與失。好像最低工資的實施，就是一種涉及薪酬和利潤的再分配辦法，當中基層員工當然得益多了，而相對來說，其他員工和老闆的利益則難免相對受損。又如向長者發放生果金和長生津，這肯定會推高整體物價，意味其他市民的消費力都會被通脹蠶食掉;然而，難道又因此否定長者福利政策的正面效益?同一道理，也應該套諸樓市方面——到底，在有樓一族大大受益於寬鬆幣策的同時，香港財策又應怎樣平衡其他群體的利益?特別是針對無樓的房租客?不必諱言，相關工作一直未能做好，就導致了社會上無殼蝸牛尤其是青年人的怨氣。必須補充強調，這非一個投資決定，因為十年前尚未投入職場的青年肯定「不能」入市，故此又怎能夠推說他們缺乏眼光不入市呢?港府要想全面糾正樓市，單單增加土地供應不足夠。
金融海嘯距今已達十年，但其實許多問題均未有效解決，更莫說過程中衍生了不少新的問題，例如資產價格暴漲到帶點泡沫化，以至不少新興市場都出現了債務過高之窘等。當中，財策肯定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好應該進一步發揮自身功能。美歐如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其他地方亦然。當前，如何理順財富再分配的問題，各地政府誠須加強關注方成，否則讓不公問題深化、人民積怨加深，只怕最終導致社會動亂，近期民粹思潮升溫已是一個危險警號。
所謂海嘯十周年，這既是一個回顧反省的契機，也是一個前瞻解難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