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戴希立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教育基本上要走過「窮國辦大教育」及建設「人力資源大國」的階段，目前又正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走上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新台階。在國家這段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究竟香港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可以發揮什麼作用？又怎樣才可以同時促進自身的發展？
捐資辦學 雪中送炭
長久以來，很多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因早年在國外工作和生活受到歧視，均有強烈的愛國愛鄉之心，他們感到國家過去積弱，正是國人素質不高和教育不足所致，故此一有機會回到內地，便熱衷地探索捐資辦學的門路。而40年前的改革開放政策，就像無形之手進一步感召他們放心以投資教育作為善舉，從投入重點學校，到家鄉興學育才，以至在鄉村建立希望小學等。形式雖多元化，但以建設硬件以提供入學機會為主，參與者由富豪以至志願機構及個人，不可勝數，為國家教育發展注入了動力，教育發展又進一步為改革開放培育了人才，而香港社會各界的慈善行動更催化了志願服務和重視教育的文化。
不要輕視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香港行動」不但傳承和發揚了中國社會重視教育的文化，更啟動了廣泛志願服務的社會風氣，而這些文化和風氣的正能量，又平衡了當年改革開放所帶來「功利主義」的副作用。我試舉兩個例子以說明。
早前「百校之父」田家炳先生逝世，香港和內地媒體均多日大篇幅報道田先生捐出自己資產在內地辦學的善舉，在網上更有成千上萬的人留言追思。田先生行事低調，捐資額也及不上一些香港富豪，但他以畢生精力和資產，幫助內地不同省份落後地區的基礎教育及基本上「無人問津」的師範大學，充分表現出他「雪中送炭」及「五育並重、德育為先」的思想。也正正是他的思想和「己立立人」的作風，感動了無數不認識他的民眾向他致敬，期望崛起但發展不平衡的國家能夠出現更多「好人」和「好事」。
另一個例子是香港有不少非牟利志願機構發起「眾籌」辦學及到山區「義教」的行動，他們的志願者精神及民間機構運作的模式，也啟發了不少內地的年輕人向香港學習，自發成立組織，向海外慈善團體或內地企業尋求贊助，開展慈善活動，特別到山區或流動子女學校為學童服務，起着教育精準脫貧的作用，為解決教育公平付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由香港帶頭的志願組織服務將會在內地遍地開花。從這個意義上說，也體現了「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新階段從硬件走向軟件
目前國家正步入深化改革和進一步開放的階段，教育發展的需求更多從硬件走向軟件，以及「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雖然香港仍然在捐資辦學方面可以作出貢獻，但是有什麼新領域更可發揮香港所長？香港又如何可以融入國家教育發展大局，從而促進自身發展？這就需要以香港的獨特定位開始思考。香港過去的歷史及今天「一國兩制」的定位，造就了香港中西文化交流及同時面向內地和世界的獨特優勢，亦促使香港可以成為中西教育思想和實踐交流與試驗基地。而在國家最新的戰略布局中，粵港澳大灣區期望能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因而香港總體和教育發展，也可藉此擴大發展空間及注入新的發展方向。
中西教育思想和實踐各有特色，不少地方可供相互學習及兼收並蓄，香港身處其中，既可融合世界文明，更可發揮一本多元的特色。香港應以中華文化為本，建基於自身教育思想和經驗的長處，再去改革和豐富不足之處。例如中國文化重視德育，倡議自強不息努力學習，着重知識能力的基本功等，近年均吸引西方教育學者的注意。如能吸收西方創意教育的理念，學習其重視學生生活體驗及動手能力，不但可改革香港教育，更能為內地教育「引進來，走出去」鋪橋搭路。至於「窮國辦大教育」的經驗，更是不少發展中國家期望向中國學習的內容。
大灣區特別是創科的發展，既為香港發展提供更大空間，而多元化發展也為香港學生提供多元出路和發展台階。此外，大灣區的人才培育在在需要教育和培訓的配合，這樣香港的高等教育和培訓機構不但可以大展拳腳，亦可讓香港的民間組織有機會考慮如何以非基本（準）公共及非公共（私人）的方式提供教育和培訓服務，壯大民間教育的力量。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發展，將讓香港一如既往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亦可與國家共同發展，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