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篇

    中共十八大報告，涉及外交的部分并不多，但是寥寥數語中，卻透露出中國外交的變與不變。特別是和胡錦濤執政第一個五年的十七大報告相比，十八大報告有很多可圈可點的新意。十八大后，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取向、應對方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新的中國領導層會如何決定未來的外交走向？國際社會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為此，本報特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張智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宋國友等多位國際問題專家，就中共新領導層確立后的外交戰略進行了深度剖析。香港商報記者顧安安

    中美新定位：「新型大國關系」

    香港商報：十八大的報告中關於外交的表述：「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系，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亮點顯然在「新型大國關系」。您如何理解「新型大國關系」？

    鄭永年：中國改革以來的外交政策，可以說一直是以美國為軸心的。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外交必然圍繞著其它大國，大國外交成為重中之重不難理解。這一點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已經開始，當時中國和美國結成「聯盟」來應付蘇聯的擴張主義。毛澤東之后，這種政策更趨明顯。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永不當頭」等政策話語是針對美國的。鄧小平之后，針對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中國發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等政策話語。最近還專門就中美關系，中國提出了要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對美政策意向。但是，新型大國關系目前仍是一個口號，還沒用實質性內容，需要大家共同去充實，通過怎樣的方式來提高戰略互信仍是大家所期待的。我想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放下身段，通過談判和對話來解決國際問題，因為作為經濟大國，心胸必須開闊。

    張智新：十八大報告中關於新型大國關系的描述，應該是與之前的表態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主要體現在以合作、夥伴、交流，來替代過去的硬實力較量。呼吁歐美，特別是美國要徹底擯弃以往殘餘的冷戰思維，尤其要放弃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甚至不同文明之間的差异。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要以文明的對話，以一種平等夥伴交流合作的態度共同應對全球和地區的重大問題和挑戰。同時，我認為新型大國關系的提法，是對目前國際輿論所謂「G2」或者「中美國」說法的間接回應。新型大國關系不再像以往美蘇式的全球共治的關系，而是大國間對話交流，合作溝通，同時大國又主動地跟國際格局中其他多極力量，共同通過雙邊或多邊外交，以戰略對話的方式，而不是以武力威脅的方式，來處理當今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

    宋國友：新型大國關系就是要走出一條不同以往的崛起大國和現狀大國競爭、冲突甚至戰爭的舊有的互動模式，代之以和平共處、互利互惠、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關系，但目前來看，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和外延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和充實。

    新表述尚缺實質

    美對中方示好謹慎接受

    香港商報：那麼外界特別是美國，是如何理解中方對於大國關系的描述？

    鄭永年：現在，「重返亞洲」表明美國的中國政策的現實主義性質。尽管美國人說，其「重返亞洲」的目標是亞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圍堵」中國，而是要「威懾」中國，防止中國破壞亞洲的現存秩序，但實際上很清楚，美國是出於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很清楚，中國如何反應，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戰爭。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針對與美國的關系所發展出來的種種政策話語，就是為了避免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意思，就是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系的「鐵律」。中國領導層一直重复中國并不相信這種陷阱。但是，現實地說，要避免戰爭，光有主觀上的政策話語并不足夠，而是要找到確實的方法來避免陷入這個陷阱。從現實的情况看，僅有一些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策話語，并不具備任何能夠實現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

    張智新：以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其核心靈魂是所謂「巧實力外交」，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意識形態的一種超越，雖然奧巴馬也有諸如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外交為內政服務的民主黨外交政策的慣性，但是總的來說，巧實力外交哲學在一定程度上跟我們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是有某種契合之處的。尽管美國一直在倡導人權保護或宣揚美國價值觀，但是已經出現了多元主義的傾向，或者以外交代替軍事，以外交代替硬實力對抗的傾向。至於歐盟的外交政策，我認為其對文明、意識形態和對制度的強調甚至比美國還要過一點，但歐盟內部聲音不完全一致，所以歐盟幾個大國如法國、英國、德國等，對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仍持一種謹慎的接受態度。

    宋國友：對於中方提出的「新興大國關系」美國持一種贊成態度，不過他們并沒有用這個詞，這就像當年美國提出「G2」概念，中國也沒有接受一樣。但是，尽管表述不同，但內容還是一致的，按照他們的解釋，他們樂見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繁榮。

    中國外交將轉應對為主動

    香港商報：十八大后，外交政策的目標、取向、應對方式會如何發生變化？

    張智新：我相信習李時代，中國會以更加負責任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這方面會有所突破。原因在於，一是要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角色期待，二是要回應由來已久的「中國威脅論」，三是自身發展的需要。十八大提出要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因此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大國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也是適應總的發展目標的調整需要。所以未來十年，習李在外交上會有所作為，比如更加積極主動地承擔國際責任；在應對地區熱點、地區冲突等前沿問題上，更加積極主動地與大國尋求對話與合作，積極進行安全管控；在應對經濟危機、環保議題上，中國會積極主動地尋求新機制的建立，新框架的促成等等，這些在未來十年都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鄭永年：對中國來說，未來的外交政策會從被動走向主動，這也是外界所希望的，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也就是在國際事務中不要那麼被動，一味以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也不能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