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養老保險銜接

    面向「小眾」的制度補漏

    香港商報：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條塊分割一直很嚴重，根據戶籍身份、職業特點進行分割，尤其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發展得很不均衡。人社部近日就《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公開徵求意見。《辦法》提出，我國職工養老保險、新農保以及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將實現銜接轉換，也將明確換算辦法。您認為這種「銜接轉換」對改變中國社保體系分割嚴重的狀况有何意義？

    唐鈞：出發點是好的，具體的辦法還有可以值得探討的地方。該文件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在三大養老保險之間開辟了一條可以自由轉換的通道。所謂的「銜接轉換」是為解決參保者「重复參保」的問題的。「重复參保」主要是在勞動力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有關部門在城鄉不同層面的社保機構都想在「全覆蓋」中立新功而造成的，現在是在糾正這個「偏頗」，以除后患。該文件中明確提到，這只適用於參加過職保、新農保或城居保兩種及以上制度的人員。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沒有重复參保的參保者，這個文件根本就不適用。到2011年底，全國重复參保的人數只有112萬，僅占2011年參加職保的農民工人數的2.71%。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小眾」的政策。中國社保體制下一步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針對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全國人民不分身份、職業，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資格繳費參保，由政府負責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在這一塊，要講公平，從國家領導人到偏僻山村的農民，待遇應該差不多。基本生活需求是可以定量的，按生活必需品來計算。然后有地區差別，再按物價指數每年調整。

    「高薪養醫」乃國際慣例

    高昂人工成本應由政府承擔

    香港商報：中國的新醫改到今年已經第三年了，也建立起一張覆蓋全民、尤其是覆蓋到基層的醫保網，政府開始承擔起本來完全推給市場的公共責任，關鍵是承擔到什麼程度。世界各國的醫保體制都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求一個平衡，有些更強調平等，有些更強調公平，您認為中國適合施行那種英國式的「全民醫保」體制嗎？三年新醫改有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唐鈞：講公平和效率太抽象了，我覺得應該是在「經濟理性」和「以人為本」之間做出取舍。雖然之前在討論醫改時已經被否決了，但我認為實行由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的「英國模式」起碼是可以考慮的，用錢不會像想象的那麼多。首先，「英國模式」除去中間環節，藥價將降低一半以上。其次，「英國模式」直接使醫院失去了趨利動機，醫療成本也將降低一半左右。醫療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醫護人員的人工成本問題。醫護人員的人工成本從全世界來講都要高於其他職業，因為他們身上的責任重大，而且他的專業技術別人不可替代，還有一個是學醫的學習時間特別長；這些因素綜合考慮的話，高薪養醫是合理的。關鍵是這個成本究竟由誰來承擔？歐美發達國家政府承擔的比重大一些，醫療費用在公共財政所占比可能會達到20%~30%，老百姓承擔的壓力就要少一些；中國政府現在財政承擔的部分要少得多，且主要花在兩個部分：一個是建設施、買設備的投入，另一方面是為數不多的老干部的公費醫療。醫療本質上是人對人的服務，最重要的是醫護人員的人工，國家在這方面投入不足的話，老百姓承擔的就要多一些。我覺得這是醫療問題的根本。現在靠「藥品零差價」降低醫療費用，我的基本評估就是「壓起了葫蘆浮起了瓢。」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改善，但是「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

    築就穩定橄欖型社會

    政府須「讓」大多數人中產起來

    香港商報：國內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非但沒有成為「中堅層」，反而成為「夾心層」，「被中產」成為了一種自嘲。您認為中國中產階級的承受的壓力與負擔是全世界普遍現象，還是說中國中產階級承擔的壓力尤其沉重？您10年的一個訪談說「中產階級是需要政府培育的」，如何理解這句話？

    唐鈞：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是橄欖型時，中產階層占多數時，這個社會是穩定的、積極向上的。就宏觀而言，中產階層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鋪設了一段寬寬的緩冲地帶，讓經濟社會地位較低的社會群體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就微觀而言，中產階層有家有業，圖的是穩穩當當地過日子，維護社會秩序成為他們自覺的社會責任。無論在哪，中產都是很辛苦的階層，不是個很悠镕的階層，中產是以勤奮、勞動著名的。在現在全世界的經濟形勢下面，中產階級都是壓力很大，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承受的壓力也很大。造成這種情况的原因就是，自從資本國際化以后，政府可以收的稅就越來越少了；向大資本收的稅少了，財政負擔又不能減輕，更多的稅收的壓力就通過各種形式落到中產階級身上，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中產階級無疑有著更大的壓力。一個社會變動太快會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變動中人們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達不到預期，挫折感就會伴隨而生。這也是大多數中國中產認為自己不快樂、不承認自己是中產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能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吸納就業的中小民營企業，是中產階層的制度性依託，應該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但在中國，年輕人創業則面臨種種制度、金融、創新支持上的壁壘，包括但不限於灰色的「潜規則」，以及其他種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到的困難。一個社會中的中等階層的形成并發展壯大，也是需要社會管理階層理性地給予培育的。在發達國家走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都采取過譬如對購房者減免稅收乃至予以補貼等政策措施幫助藍領工人購買住房，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資產。改革開放以來有句國人已經說的很順溜的口號，叫作「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其實，參透這句話的本質，「讓」與「不讓」是關鍵。現在我們是否改一改這句口號：讓大多數人中產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