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傳統與民主精神并不相悖

    香港商報：您早期對儒家思想有所研究，現在一般人認為儒家傳統與民主精神是相悖的，您怎麼看？

    肖濱：我認為中國100多年民主的受挫并不是由於儒家傳統的問題。簡單的例子，台灣也是儒家文化傳統啊，但是他們的民主化轉型也不錯嘛。大陸民主轉型難，主要是近一百年來的國家建構問題，不能簡單把大陸民主轉型的困難簡單歸罪於儒家文化傳統。所以我認為儒家傳統與民主精神相悖這種論調是不對的。相反儒家傳統在現代社會中對加強官員的政治修養，道德水平有積極作用。

    從實際出發推進政改

    由低度民主邁向高度民主

    香港商報：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急需發展「低度民主」，現時中國這方面發展的情况如何？

    王占陽：從威權政體發展為低度民主再發展為高度民主，是世界政治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中國也不可能違背這個規律，在應該推行低度民主的時候不推行，就是保守。在推行高度民主的條件尚未具備的時候推行高度民主，就是冒進。我們只能從實際出發，來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按照鄧小平的設計是要按兩步走。第一步，是威權主義框架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十三大報告就是這種改革方案。從十三大到十八大，政改的設計，都是威權主義框架內的改革。這種改革在目前來看還是必要的。這二十幾年來這種改革發展得還不是很順利，現在還要補新權威主義的課，為走向民主化的改革做好鋪墊。新權威主義改革的特點，在於它是在威權政體的框架內，釋放出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等各方面的積極要素，還不是把這些積極要素連接成一個現代民主法制的政體。中國現在迫切需要的仍然是走好走完這一步。

    第二步就是民主化改革，當新威權主義改革達到一定程度就要進行民主化改革。而民主化改革最根本的特徵是首先要進行深刻系統的選舉改革，只有在選舉改革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權力制衡體系、才能形成法制，才能更好地保障民權、公民權、自由權，才能建立起現代的自由民主政體。當然民主化改革也要先發展低度的民主，再走向高度成熟的民主。就中國目前來說，中國在進行幾年的新權威主義改革之后我們應當及時轉向低度民主，這個改革進程大約需要二三十年。主要還是因為中國過於龐大，改革進程不能要求過快過急，沒有人能保持社會穩定的情况下迅速完成民主改革。

    黨代會提案制有助廣開言路

    香港商報：十八大提出了一個新的「黨代會代表提案制」，這個方案有什麼好處？

    王占陽：這是繼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實行黨代會代表任期制后，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又一項重大完善措施。今后黨代會代表對黨的大政方針等都可以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出意見、建議。這標誌著黨內民主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這個有點參照政協的代表提案制，由十個以上的黨代表提出提案，這些代表不一定都是領導，他們的提案對於民意的體現會更加到位。從政協的代表提案制來看，這是一個十分有效的可以廣開言路的辦法，把它挪到黨代會里應該也是個不錯的舉措。

    改革創新決定未來經濟走向

    香港商報：十八大前后正值中國新舊領導人換屆，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及社會都面臨著重大的轉折，在中國經濟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時間節點上，請您預測中國經濟未來走向，支撐未來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動力在何方？

    王占陽：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向主要取決於改革和科技進步。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市場化改革進行得如何，市場化改革將能夠使中國經濟釋放出更大的潜力。第二是分配制度改革進行得如何。分配制度改革是擴大內需的關鍵環節，也是盤活整個經濟的關鍵環節。

    第三是教育科技體制的改革，這樣才能釋放出科技發展的潜力。未來的發展將更多的取決於科技進步。

    這三點將對於未來經濟的發展趨勢起關鍵的作用，就看做得如何。